任何文本在意义上都是开放的。这也就是说，每个时代的人们都能够从自己时代的生活世界的本质出发，对前人留下的文本作出不同的诠释。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解读马克思是一个人们难以穷尽的话题。 在近些年“回到马克思”或“发现马克思”研究和讨论中，涌现出对马克思哲学的多种解读，其中，社会关系理论研究以其独特的观察视角和明确的立意指向值得关注，成为一种新兴而重要的研究方向。在唯物史观当中，社会关系是一个重要而基础的范畴。正是对它的科学解释和正确界定，使唯物史观与以往一切唯心主义历史观相区别开来，标志了唯物史观的创制达于成熟。然而，综观现有研究，虽然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社会关系在马克思哲学思想中的重要性作了程度不同的讨论，但这种讨论，在广度和深度上还是有限的。诸如马克思思想的社会关系所指是什么，它涵盖了哪些方面，其实质是什么，在社会历史当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以及更深层的：在马克思思想中应当如何予其定位(?)等问题，尚未有更全面、系统而深入的整理。而实际上，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利于准确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内涵及其精神实质，而且有助于全面而深入地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和系统复杂性。 通过研究，我们认为，马克思哲学社会关系思想既是马克思真诚而开创性研究的重要成果，同样也是人类哲学思想发展长河的一种必然。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而言，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探解思维和存在之间的关系，即思维和存在二者同一于何者及同一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一问题完全是形而上的，可在本质上却是十足形而下的。因此，如何提出这一问题和如何解答这一问题，都以极大的丰富性反映了不同时代社会历史的深刻内涵。历史上，人们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大致经历了两种范式的前后转换，即从问“万物何以存在”的本体论转到问“如何知道万物存在”的认识论，从实体主义的解答转到非实体主义的解答。 在人类发展早期，自然万物的纷繁复杂使人惊诧之余开始探问万物存在(On)的本质，期冀为自身的存在建立确实性的根基。这在哲学史上被称作“本体论”时期。然而，结论在一开始就难以一致。这一方面是由于人对万物存在的思辨尚停留在简单抽象水平，往往抽取某类存在物某一方面特质作为所有存在物的本质，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出于本能和客观需要，人们在探问万物存在本质的过程中已经有形、无形地把作为思维的认识主体与作为存在的认识客体原本内在的联系先是外在化，然后对二者作二元式的区分与割裂，形成自我作为认识的主体和万物存在作为认识的客体的二分思维模式，并进而把客体归结为实体，从而人为地割断了人与物、物与自然和物本质属性与一般属性等本来客观存在的联系，这实质上取消了思维与存在有效同一的基础和可能‘，这种“实体主义”的整体研究路向，使人的认识始终不能达致对存在的确实性认识。 这后一方面，直到现当代人们才开始意识到，但在最初，人们还是在坚信内在和外在能够达致沟通的基础上，开始着重对身内，通过追问自身把握外物所凭依的基础和方法的合理性为确实性建立坚实的根基。这在哲学史上被称为“认识论”时期。人们一度对此满怀信心。可是，最后的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休漠问题”彻底否定了人关于外部世界确实知识的可能，从认识论路径寻求确实性的尝试和努力最终宣告失败。哲学似乎跌入了谷底。然而，思想顽强的生命力不允许哲学的发展就此中断，哲学能否达致对外部世界确实性的认识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人们不由地开始问:思维和存在到底能否同一，存不存在所谓的确实性?康德宣称，在知性的范围内确实性可以部分达致。然而，人们并不满足。之后的费希特和谢林分别从所谓的“自我意识”和“同一”，即从唯心主义的主观和客观两方面扩充确实性的领地，黑格尔更是以“绝对精神”的宏大演绎将自然、社会和历里的确实性一网尽收。这种通过思辨达致的确实性使现实趋向思想，虽然较大程度实现了理论上的自圆其说，但却抹杀了现实存在的变化差异。因此，当费尔巴哈从唯物的人本主义出发指出这种确实性的片面性和虚幻性，实际上，也就抽空了这种致思路向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之后哲学，也就是现当代哲学发生分化，一部分哲学家抽象地继承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研究路向，提出哲学应由探问外部世界转向研究人本身，另一部分则在固守哲学研究外部世界的路向基础上，将探问世界存在的基础和本质转而为仅仅描述和整理实证的事实，从而形成了所谓“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种思潮共同发展的格局。人们不仅开始反思认识论上存在的误区，而且逐步意识并检讨本体论中存在的“实体主义”研究缺陷，转而重视从一度被当作本体或实体一般属性的关系入手，重新思考和建构人类关于外部世界，即自然、社会和历史的确实性认识，以此为核心，形成了一股“非实体主义”哲学研究思潮。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的社会关系思想产生和发展不是偶然，而是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一种必然。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中，我们才可以更准确、更深入地理解马克思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