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爱国丰产运动或称爱国增产运动、农业增产竞赛运动等,说法较为不一。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一运动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所发生的。这一时期,国家财政经济面临严峻形势、抗美援朝战争也给国家财政带来了压力,同时在各行各业还客观地存在着一些浪费现象,这都不得不使中国共产党以“增产节约”的方式来改善国家的困难局面。本论文所考察的农业爱国丰产运动是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一年后的1951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发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后,在农村地区开展起来的生产运动为论述主体,并将其置于这一时期在全国普遍开展的互助合作运动的“组织起来”语境和抗美援朝运动下的“爱国主义”话语体系之下进行考察。“组织起来”是解决中国传统农业生产中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分散与不足问题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引导和组织农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方式;爱国主义是运动中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保家卫国的过程中农民逐渐形成起来的,中共在运动中以此为号召部分地实现了民众对中共所建立的新政权的政治认同。本论文试图摒弃传统中共党史研究宏大叙事的偏向,立足于重庆市涪陵区档案局馆藏档案、重庆市涪陵区图书馆馆藏文献资料和重庆版《新华日报》、《西南政报》、《川东报》等,以政治社会史的研究范式,将农业爱国丰产运动中的“人”作为考察和论述的中心,更多地关注运动中的“人”的活动。本论文主要考察和论述的内容有:首先,以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引入,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的农业爱国丰产运动与大生产运动的历史渊源,以展现出历史的延续性。在考察延安大生产运动时,笔者选取运动的组织形式、劳模运动、普通民众和运动成效为论述要点,以此对应本论文的第二、三、四、五章,以期更多地展现出历史的延续性。同时,以时间先后为序,详述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爱国丰产运动的来龙去脉,并引出本论文所考察的涪陵县开展这一运动的相关情况。其次,考察农业爱国丰产运动的相关组织力量,包括运动中的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青年团及妇女团体等。具体阐释运动相关领导机构的设置、方针政策的制定、农业技术的支持、抗灾救灾、协助宣传教育、带头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妇女特殊困难和发动妇女参加互助组织等相关情况。并以涪陵县1952年第一届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为主体,具体论述在制定的劳模评奖标准中的“变”与“不变”,劳模的发现与培养,劳模的表彰及劳模群体、个体的相关情况,以及当“丰产旗帜”树立起来后如何进行经验的总结和宣传推广,以影响和发动更多的农民“组织起来”、爱国增产。再次,对农业爱国丰产运动中的普通民众的思想和行为进行考察,分析农民群众参与运动的心理动机、不愿参加运动的思想顾虑、纷繁复杂的其他思想倾向等多重心理动向,以及中共对农民的思想顾虑和错误心理倾向所采取的各种因应及应对措施。最后,考察运动的成效及历史经验与启示。总的说来,在“组织起来”和爱国主义双重语境下的农业爱国丰产运动,其功效与作用是第一位的,它有效地促进了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同时也对农民的思想意识进行了有效改造,使农民开始孕育出社会主义意识。但是,这一运动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可谓之“双面效应”。当然,中共在运动中都一一予以了纠正,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之处——敢于正视矛盾和善于解决矛盾。通过研究可以发现,这一运动的开展使中共取得在农业、农村工作方面的丰富经验,包括注重加强农村政治工作、注重发展农村经济、注重造就农村工作队伍和注重实施农业奖励政策等。毋庸置疑,这些经验的取得对现今农业、农村工作都起着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另有结语部分对涪陵县开展农业爱国丰产运动的全过程作总的梳理,并对运动中所展露出来的历史的延续性、运动的多维性和群众的可塑性等问题进行学理性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