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性执法作为行政执法中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学界已经有许多不同的阐释,无论是受制于有限的行政执法资源,还是基于法律本身的不完备性,选择性执法都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在微观层面,现有研究依然对选择性执法的形成逻辑缺乏足够准确的认识。因此,本文通过微观样本,从执法者的角度出发,对选择性执法行为进行分析,有助于认识当前的行政执法现状,进一步提升行政执法效能,促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受制于有限的行政资源,基层的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和执法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查处所有的违法行为。而作为“理性人”的执法者显然已经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相对于庞大的交通运输管理体系,以及交通运输环境的公益属性,单个执法者的执法收益明显被极大的摊薄,“搭便车”成为基层执法者的普遍心态。因此执法者更倾向于执法成本低、执法风险小的案件,虽然处理这些案件所产生的社会效益是有限的,而那些执法成本高或执法风险大的案件往往则被选择性地忽视。可见对于基层的执法者来说,在法律允许的各种选项中,选择对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选项才是其最优选择。正是因为执法者的行为更多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而非集体目标的实现和社会福利的提升,所以现实的交通运输管理并未能够有效发挥行业监管职能。本文通过对2016-2018年间X县交通运输管理中的行政执法案件进行分析,发现行政案件所定性的案由几乎集中援引于少量简单的法律规定,另外则有大量的法律法规长期得不到执行而形同虚设。同时可以发现某些监管对象在行政执法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并可能因此支付相对更多的违法代价。正是由于法律条文内容模糊、执法程序不够明确、自由裁量标准缺失、行政执法目标错位以及外部监督压力不足的原因,行政执法行为长期缺乏规范的执法程序和统一的执法标准。执法者的行为出现显著的趋避倾向,这种倾向并不能真实的反映社会运行的现实状况,因而导致了执法监管与社会现实的脱节,使得整个行业监管缺乏系统性,执法效果缺乏长效性。本文通过研究分析,结合相关的理论,认为选择性执法的治理依然要回归法治路径,以法治建设抵消各种消极因素的影响,通过行政执法体制的建设来分配行政执法资源、规范执法者行为,以此治理X县交通运输管理中存在的选择性执法行为并提升行政执法效能。同时,也希望通过本文为提升整体交通运输管理水平,推进综合行政执法体系改革提供一些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