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协议是政府转变治理模式的一个有力工具,是实现行政目标的有效手段,也是政府力量连接社会力量的桥梁和纽带。行政协议兼具行政性与合意性,但行政协议在我国的法律体制中一直徘徊于民事法律关系与行政法律关系中。直到2015年发布的《行政诉讼法》才让行政协议真正在法律上有了明确的定义和定位。这对于行政协议制度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里程碑。然而法律明确规定的行政协议只有两种,与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行政协议数量相去甚远。随着行政协议运用的推广和立法研究的深入,准确界定行政协议的必要性越来越高。本文立足行政协议的司法实践,结合行政协议的特征与学界行政协议的研究成果,力求在行政协议界定的研究上作总结与加深。关于行政协议的范围界定,我国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行政协议的不同诉讼模式对行政协议的范围界定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现行司法实践中的行政协议,除了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政府特许经营协议以外,还包括了招商引资协议、和解协议以及保障性住房租赁、买卖协议。对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协议、建设工程协议等协议的性质则存在一定的争议。从现行司法实践的经验总结来看,界定行政协议的标准主要是根据行政协议的目的、主体、行政优益权以及法律关系的性质等。本文认为,行政协议的界定标准应当以行政优益权为基本标准,同时应以诉讼便利性标准。根据这一标准,《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十一)项所确立的行政协议除了法律明确规定的两种之外,还应包括保障性住房租赁、买卖协议、行政和解协议以及招商引资协议等六种。另外,本文对较为特殊的政府采购协议、政府间战略协议、农村土地承包协议以及行政机关间协议等也分别进行了界定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