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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道德困境都包含着极大的不确定性。研究发现，事实的（不）确定性不止是控制变量，可能还是解释道德困境问题的关键变量（Christensen&Gomila,2012）。
本研究由人们对不确定性的表达方式——概率着手，聚焦于道德困境问题，试图从双方道德理论（theory of dyadic morality,TDM,Schein&Gray,2017）的角度重新解释道德困境中的道德判断问题：与将道德困境中的不同选择简单等同于认可功利主义或道义论推理方法的观点（Greene,Sommerville,Nystrom,Darley,&Cohen,2001;Haidt,2001）不同，TDM认为道德困境中的每一种道德选择都有可能激活伤害感知的三因素模板，令人感觉到道德错误，因此道德困境中的选择体现的是个体偏好而非道德水平。其次，研究表明，道德困境中的不同细节或原则会传达不同的可能性信息，人们不会全盘接受困境中规定的结果，而会根据自身经验产生不同的直觉性概率，这种概率估计很可能与过去对困境差异的解释产生了混淆（Ryazanov,Knutzen,Rickless,Christenfeld,&Nelkin,2018;Shou&Song,2017）。类比TDM的伤害感知（perceived harm）概念，可将这种直觉概率称之为概率感知（perceived probability），因其同为一种直觉上、连续性的感知。
概率感知对道德判断的影响具有功利主义式思维的特点，即被试普遍存在一种追求负面结果最小化的倾向（Shou&Song,2015,2017）。同时，关于判断类型的研究表明，人们在进行道德判断时可能拥有理想性和现实性两种不同标准，它们来自不同的心理过程。比起道德性判断，适当性判断受到不确定性的影响更大（Kortenkamp&Moore,2014）。这说明概率感知可能对适当性类型的道德判断更加敏感，因为它们的心理过程更相似。
综上所述，可以推测，人们在道德困境中既会因为感知到伤害而激活对道德违反的感知，又会进行无意识的推理计算，直觉性地避开最糟糕的结果，即存在一种远离伤害或使得伤害最小化的倾向。概率感知主要是影响道德判断的适当性而非道德性，它不同于伤害感知，却又在道德困境中塑造了人们的道德偏好。来自神经基础研究的证据表明，道德判断背后应该拥有更基础的一般性机制，这种机制类似于人类实现更基本的自我利益时的决策机制（Shenhav&Greene,2010），不仅涉及伤害感知，还应涉及认知推理。避害需要很可能就是道德判断的一般性机制，它是一种避免受到身体、心理和社会伤害的基本需要，是人类回避反应最初的演变源头（Murray,2008）。
本研究运用3个实验，在Ryazanov等（2018）以及Shou和Song（2017）研究设计基础上，加入Kortenkamp和Moore（2014）的问题设计方法，通过考察概率感知与道德性和适当性判断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探究概率感知如何影响道德判断。实验1通过设置不同情境细节的材料，考察了不同困境情境中判断类型的差异和概率感知的差异，以及道德判断与概率感知的关系；实验2通过设置不同情境原则的材料，考察了不同困境类型下判断类型的差异与概率感知的差异，以及道德判断与概率感知的关系；实验3在实验2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概率感知影响道德判断的机制，即不同情境原则之间产生的概率感知是否与伤害感知产生了混淆，概率感知对道德判断的影响是否与避害需要有关。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1）不同的情境细节会导致不同的概率感知，从而影响道德困境中的道德判断。
（2）不同的情境原则会导致不同的概率感知，从而影响道德困境中的道德判断。
（3）比起道德性判断，适当性判断受概率感知的影响更大。
（4）概率感知能够影响道德困境中的道德判断，是因为人们存在趋利避害的倾向，这种倾向与避害需要有关。
本研究由人们对不确定性的表达方式——概率着手，聚焦于道德困境问题，试图从双方道德理论（theory of dyadic morality,TDM,Schein&Gray,2017）的角度重新解释道德困境中的道德判断问题：与将道德困境中的不同选择简单等同于认可功利主义或道义论推理方法的观点（Greene,Sommerville,Nystrom,Darley,&Cohen,2001;Haidt,2001）不同，TDM认为道德困境中的每一种道德选择都有可能激活伤害感知的三因素模板，令人感觉到道德错误，因此道德困境中的选择体现的是个体偏好而非道德水平。其次，研究表明，道德困境中的不同细节或原则会传达不同的可能性信息，人们不会全盘接受困境中规定的结果，而会根据自身经验产生不同的直觉性概率，这种概率估计很可能与过去对困境差异的解释产生了混淆（Ryazanov,Knutzen,Rickless,Christenfeld,&Nelkin,2018;Shou&Song,2017）。类比TDM的伤害感知（perceived harm）概念，可将这种直觉概率称之为概率感知（perceived probability），因其同为一种直觉上、连续性的感知。
概率感知对道德判断的影响具有功利主义式思维的特点，即被试普遍存在一种追求负面结果最小化的倾向（Shou&Song,2015,2017）。同时，关于判断类型的研究表明，人们在进行道德判断时可能拥有理想性和现实性两种不同标准，它们来自不同的心理过程。比起道德性判断，适当性判断受到不确定性的影响更大（Kortenkamp&Moore,2014）。这说明概率感知可能对适当性类型的道德判断更加敏感，因为它们的心理过程更相似。
综上所述，可以推测，人们在道德困境中既会因为感知到伤害而激活对道德违反的感知，又会进行无意识的推理计算，直觉性地避开最糟糕的结果，即存在一种远离伤害或使得伤害最小化的倾向。概率感知主要是影响道德判断的适当性而非道德性，它不同于伤害感知，却又在道德困境中塑造了人们的道德偏好。来自神经基础研究的证据表明，道德判断背后应该拥有更基础的一般性机制，这种机制类似于人类实现更基本的自我利益时的决策机制（Shenhav&Greene,2010），不仅涉及伤害感知，还应涉及认知推理。避害需要很可能就是道德判断的一般性机制，它是一种避免受到身体、心理和社会伤害的基本需要，是人类回避反应最初的演变源头（Murray,2008）。
本研究运用3个实验，在Ryazanov等（2018）以及Shou和Song（2017）研究设计基础上，加入Kortenkamp和Moore（2014）的问题设计方法，通过考察概率感知与道德性和适当性判断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探究概率感知如何影响道德判断。实验1通过设置不同情境细节的材料，考察了不同困境情境中判断类型的差异和概率感知的差异，以及道德判断与概率感知的关系；实验2通过设置不同情境原则的材料，考察了不同困境类型下判断类型的差异与概率感知的差异，以及道德判断与概率感知的关系；实验3在实验2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概率感知影响道德判断的机制，即不同情境原则之间产生的概率感知是否与伤害感知产生了混淆，概率感知对道德判断的影响是否与避害需要有关。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1）不同的情境细节会导致不同的概率感知，从而影响道德困境中的道德判断。
（2）不同的情境原则会导致不同的概率感知，从而影响道德困境中的道德判断。
（3）比起道德性判断，适当性判断受概率感知的影响更大。
（4）概率感知能够影响道德困境中的道德判断，是因为人们存在趋利避害的倾向，这种倾向与避害需要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