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以后,各个国家的政府都需要通过经济政策的调控刺激国内的经济,以减少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而这种频繁的调控引起了经济主体预期与实际的偏差,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随之上升,中国也不例外。我国正处于“主要矛盾”的转变期,可以预期经济政策会发生不少的变化。而政府和监管机构颁布的经济政策往往会对公司运作的环境产生影响,同时政策发布的时间、政策内容以及政策产生的影响等伴随着经济政策颁布产生的不确定性也为众多企业家所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有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的环境下,企业会如何调整自身的行为策略。为了考察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行为会有怎样的影响,本文采用Baker等(2016)通过文本挖掘技术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EPU)指数作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测度指标,选取我国2003-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面板模型分析企业投融资行为会受其怎样的影响。本文进一步选取了两个代表性的行业:互联网行业和能源行业,分析这种影响的行业差异。然后分析该影响在企业投资水平与融资水平间的传导效应,并进一步研究其对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影响是否存在门限效应。最后本文还对企业其他行为可能的影响进行了探索。得出的结论有:(1)企业的投融资行为均受到来自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并且这种负面效应在不同行业的企业有所差异:对于投资行为来说,能源行业企业受其负面影响强于其他企业;而互联网行业企业受到的负面影响则要弱于其他企业。对于融资行为,能源行业企业受到的负面影响强于其他企业;互联网行业亦是如此。(2)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企业投资行为的负面效应有一部分是通过抑制企业的融资水平的渠道实现的。企业获得外部融资是维持其经营与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经济政策不确定的升高会对企业融资产生负面效应,造成企业资金更加短缺,从而企业会缩减投资。(3)经济政策不确定对于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影响存在门限效应。当EPU指数低于98.4801时,不确定性为企业带来机会,会促进企业的投资与融资而并未产生负面影响;当EPU指数上升至98.4801~99.7205的区间内时,不确定性开始抑制企业投资行为但尚未对融资行为产生负面影响;而当EPU指数进一步上升至99.7205以上时,不确定性才会同时抑制企业的投资与融资行为。(4)经济政策不确定还会对企业的其他行为产生一定影响,例如企业高管减持行为。基于本文的研究与结论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政府在研究颁布一些新的经济政策时,不仅需要考虑政策本身会对微观经济主体带来怎样的影响,也应该考虑到经济主体预期与实际差异所引发的不确定性潜在的影响。(2)政府应尽量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控制在不会对企业投融资产生负面作用的区间范围内,通过适度的不确定激励企业积极开展投融资活动。(3)政府在控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也应该将行业间的差异性纳入考虑的范围。(4)为了削弱负面效应在投融资间的传导,政府可以考虑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与方式,缓解因不确定性升高银行急剧收缩授信敞口而造成的企业融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