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根据国家建设发展需要先后进行了十一次规模较大的裁军,兵力从1950年的550万人裁剪到2017年的200万人,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和牺牲。我国的兵役制度为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的特殊兵役制度。为了夯实国防建设的群众基础、激发军人强军报国动力和解决军人现实困难,我国建立了一系列退役军人安置和管理保障制度,为退伍军人群体融入地方建设扫清障碍。党的“十九大”以来,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逐渐成为退伍军人安置的重要渠道,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军人高管走进公众视野。回望已经家喻户晓的军人企业家,我们能发现并购重组是他们促进公司快速发展的有效途径。那么军人高管如何影响所在公司的并购决策,给公司创造怎样的绩效表现?本文将以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为基础,实证研究军人高管对所在公司的并购行为产生的影响。现有研究在管理者的个人特征对公司经营决策的影响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果,研究方向也从管理者的生理特征、教育背景逐步拓展到过度自信、早年经历与灾难经历上。在军人高管如何影响公司的经营决策这个问题上,学者们还没有得到统一的结论。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军人高管重视荣誉与责任,会尽可能地为公司整体利益负责,并且拥有着出色的危机处置能力;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从军经历将军人高管培养成了冒险家,他们的高风险偏好和过于自信促使公司的投融资方式和策略更为激进。另一方面,并购重组活动被普遍认为是一项高风险、高收益的公司投资行为,学者们已从多个角度解释了并购发生的原因,但只有少数并购动因理论将管理者与公司的并购行为联系在一起。综合当前的学术研究来看,本文认为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军人的冒险精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可能导致军人高管推动所在公司做出更多并购决策并且支付较高金额,在并购后军人高管所在公司的业绩波动更大但绩效表现更好。由于过去的研究并没有明确定义所谓的军人高管,本文在综合作者个人经历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尝试给出了军人高管明确定义,即曾被所在国家或地区的军队授予军衔并在军队及其附属组织服役工作,在退伍转业之后进入公司工作的公司高管。然后,本文整理收集了2006-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并购数据、公司特征数据和高管个人特征数据,并且对所获数据进行了严格的处理。在实证研究方面,本文采用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Logit模型等,并通过倾向匹配得分和缩短样本时间区间等方法检验了结果的稳健性,最终本文得到了与以往研究不同的结论:第一,军人董事长推动所在上市公司做出了更多的并购决策,支出了更高的并购金额,但军人总经理在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中的影响并不显著,总体而言再一次证明了军人“冒险”论;第二,与以往研究不同,军人高管显著地降低了上市公司并购后的股票业绩波动,但是军人高管对上市公司并购的会计业绩波动不存在显著影响;第三,军人董事长在上市公司并购后的第1年创造了显著的正股票绩效,但在上市公司并购后的第2年创造了显著的负会计绩效,这与以往研究的结论相矛盾,未来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更好地明确军人高管发挥的作用;第四,相较于非军人董事长,军人董事长偏好于并购资产标的,偏好进行其他类型的并购重组。基于上述结论,本文给出如下建议:第一,上市公司应充分把握和合理应用军人高管注重荣誉与责任、敢于冒险等个性特征的长处,同时加强教育培训与组织管理,实现公司价值的有效增长;第二,退伍军人事务部等职能部门应有针对性地为退伍军人提供知识宣讲和技能培训,以便退伍军人能够更好地适应高速发展、不断变化的商业市场,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吸收安置退伍军人的渠道优势;第三,退伍军人群体特别是军人高管应主动加强知识学习和个人能力提升,继续发挥军人的忠诚勇敢、牺牲奉献和冲锋陷阵精神,在企业的大舞台上再创人生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