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一以贯之的目标,而加强对政府信任的研究,是走向善治的应有之义。汶川特大地震灾害作为中国面临的一次“大考”,是政府化解危机、推进治理的代表性案例。灾区在救援、重建和发展的过程中都体现着民众和政府的互动,为我们进行政府信任的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聚焦”作用。本文从社会网络视角出发,着眼于“非常态”的社会情境,分析了汶川地震灾区群众的社会网络水平和政府信任状况,探讨了在外生灾害的冲击下社会网络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机制。在实证分析中,本文首先对因变量政府信任进行了因子分析,将政府信任归为高层政府信任和基层政府信任,将二者进行比较得出,灾区民众对高层政府的信任度确实高于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在回归分析中,对于自变量社会网络和因变量政府信任的关系进行了探究。结果发现,首先,在社会网络的三个维度中,拜年网络规模对高层政府信任和基层政府信任均没有产生显著影响,而社会支持强度和公共参与频率均对高层政府信任和基层政府信任产生了显著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正向的。揭示了在灾害情境下,民众的社会网络质量发挥着更加显著的独特作用。其次,地震这一外生变量造成的受灾程度对高层政府信任和基层政府信任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最后,在民众的个体因素中,发现年龄对民众的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文化程度与民众的政府信任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户口类型和经济地位对基层政府信任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最后,本文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乡村社会特性深刻影响着政府信任的层级差异,分别探讨了社会支持与公共参与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机制,提出应重视民众的社会网络,激发网络内生动力,培育民众的公共参与精神,以实现善治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