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取得的辉煌成就并不能掩盖地区差距持续扩大的事实,尤其是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当然,研究这方面的学者和文献都不胜枚举。但是如果把研究视角拓展到更广阔的领域,从不平衡的现象追溯到体制层面,财政分权作为不能回避的财政体制改革问题就不得不引起重视。作为各国理论界关注的前沿问题,1956年蒂布特(Tiebout)的一篇《地方公共支出的纯理论》开创了财政分权理论的先河,TOM模型、偏好误识理论、“菜单”理论以及分权俱乐部理论等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的主要观点都把竞争和信息优势作为立论之本,直到九十年代中后期的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抛出了对官员忠于职守假设的疑问,改变了辖区居民福利最大化的前提假设,并将激励相容与机制设计学说引入了财政理论,更加关注如何设计出一套机制以实现对公共政策制定者的激励。国内的研究更加着力于实践领域的探索,财政分权与市场化的顺序及对地区市场分割的作用、约束条件、制度环境、地方政府提供公共品的能力、地方政府行为差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最优财政分权度近年来成为学者们越来越热的研究话题。我国的财政体制改革经历了三次大的改革,从统收统支到分灶吃饭再到1994年后的分税制改革,每一次改革都可以看作是财政分权的具体尝试,在这期间,东中西地区之间的差距也是经历了逐步拉大的过程。如果把财政分权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来考虑,从资本投入来讲,一方面,为了中央一贯的“渐进式”、确保稳定的改革依赖,在制度设计时税收返还的不合理,另一方面,主要是转移支付、专项投入的“重东轻西”,使得中西部在财政方面的资本形成显然不具有东部的优势。而东部的自积累效应促使他们更加注重人力资本的投资和吸引,在初始的资本和劳动力都不占优势的前提下,财政分权在重塑市场微观经济主体和促进市场一体化方面呈现不同的地区差异。而且,财政优惠政策并没有表现出如本文期待的“扶贫济困”、“抑富助穷”的效果。更进一步讲,财政分权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运行结果,不管是出于政治需要还是经济目的,以财政分权为主的财政体制改革后,对地方政府产生了强大的激励效应。理论的推断证明了三阶段的博弈模型可以促使地方之间的一致性合作,从而出现同质性的政府。但是政治上的集权与官员考核指标的单一化造成了地方政府的标尺竞争,结果在地方官员的“利己选择”下,预算内和预算外收入出现了不同比例的增长。在支出总量上,中西部地区由于财力所限,无法与东部相比,而且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也具有地区性的差异。这些正是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直接原因。通过构造财政分权和地区经济增长指标,利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中国的财政分权在推动市场化进程和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同时,在支出总量上呈现出东部多、中西部少的特征,在支出结构上也是“重基础设施建设、轻人力资本和公共服务”。竞争对支出总量和结构的最终影响取决于分权程度。未来中国财政制度改革的挑战更多的是如何选择适度的财政分权水平,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缩小地区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本文的最后,从转移支付、税收制度、支出结构、财权事权划分以及地方官员的考评体系等方面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