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改变媒介,媒介更新人文”。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逐渐被纳入到数字化生存的状态中,“数字故宫”正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新型的博物馆形态——数字博物馆。其通过对文物的数字化展示、数字化传播以及与新兴媒体的合作而具备了媒介的属性,从而能够发挥文化传播的职能。“数字故宫”的诞生与当下的社会语境息息相关,体制改革与政策牵引、媒介变革与技术助力、观念革新与文化询唤都为“数字故宫”的文化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契机。“数字故宫”借助交互的传播主体、多元的传播文本和精湛的传播策略展现出了超越传统博物馆文化传播的非凡魅力和感染力。政府组织、运营者与参观者共同构筑了多样化的传播主体;同时,透过“可感”“可视”“可触”的文物载体,器物文化与精神文化、故宫文化与大众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均被呈现出来。此外,依托线上的多渠道传播平台、线下的数字化展览和文创产品的全新表达方式,满足了受众的休闲娱乐需求、知识文化诉求和互动参与追求,同时产生了塑造民众意识、凝聚社会民心以及传承文化价值观等效应。然而,在文创热潮、技术追逐和数字鸿沟的影响下,其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亦出现了一些失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迷失了博物馆文化传播的目标指向。因此,从“价值权衡”铸造文物魅力、“内容为王”讲好中华故事与“以人为本”拓宽传播路径这三个层面着手解决,方能更好地传播中华文化,扩大“数字故宫”文化传播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