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与中国教育学发展的关系问题正在日益凸现!它是上个世纪“遗留”下来并在今天仍然“鲜活”的重大问题。它与其说是学科的外部问题，不如说是交织着学科内外的问题；与其说是简单的单一性问题，不如说是复杂的“集丛式”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复杂的语境史和中国教育学学科曲折的发展史都要求必须将对此问题的理解范式从否定性的“对立”范式转移到描述性的“共存”范式。“对立”范式认为，前者与后者是控制与被控制或束缚与被束缚的关系；而“共存”范式认为，即意识形态总会对教育学研究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而教育学研究也必须始终不放弃意识形态批判。对这一问题的深入反思与研究会成为今后一段较长时间里我国教育学研究中的一个富有价值的重要的问题域。 教育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完善、学科自主性的守护和理论创新的追求等方面都要遭遇到种种意识形态问题。教育学研究必须走科学化的道路已是广泛的共识，但目前人们对科学化的内涵解释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完全受制于自然科学的思维范型，企图仅通过实证的方法来使教育学研究科学化，这样的主张是唯科学主义的产物。对中国教育学研究来说，忽视了教育自身的社会和人文特性不仅无法真正消解已往所受政治意识形态的不良影响，又容易导致研究者限入心智上被西方某些理论俘虏的宿命。教育学学科的真正自立应当与教育思想的积极创生相辅相成。如果囿于教科书式教育学的论域，并对教育思想在多种社会意识形态之中“博弈式生存”不加以应有的体认，那么只能在“教育思想”与“教育学术”分裂的、无生命光彩的世界里追求无意义的教育学学科的所谓自立。教育与教育研究都无法回避意识形态的“可接受性”问题。 教育学理论问题的“位系”应当存在于“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之“必要的张力”中。意识形态与中国教育学发展的关系问题需要在这一“位系”中重新审视，并尽最大可能遵循学理对此问题作出合乎逻辑的论证，而从目前来说，迫切需要做的是，放弃类似于“意识形态终结”这一在相当程度上也已被意识形态化了的想法。只有不断地去“意识形态”之遮蔽，才能还“理论主体”之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