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汉赋用《诗》为切入点，考察汉赋与《诗经》的关系。汉赋用《诗》以取辞、化用、论《诗》三种形式为主，内涵经学的引述与文学的接受两方面。汉赋用《诗》既是对引《诗》传统的继承，同时又有着经学和文学的双重意义。综观历代赋论，多将汉赋的文体、内容、形式归附于《诗经》。而这一传统从汉人赋论中已见端倪。本文通过对汉赋用《诗》具体情形的考察，以五经博士制度的建立为断限，将汉赋引《诗》分为三个时期考察，分别是西汉初期辞赋，西汉中后期辞赋和东汉辞赋。《诗经》在两汉的传承相对复杂，存在今古文的差异，但本文以汉赋引《诗》为考察重点，即赋家对诗学的整体接受情况。而四家诗的差异只是文献学与语言文字层面的，从赋家用《诗》的视域考虑，无伤赋家融诗于创作的讽喻主旨。虽各个时期的汉赋用《诗》无不打上了经学的烙印，但随着汉赋抒情性和文学性的增强，在用《诗》时，对《诗经》的文学性接受也越来越明显。虽然赋家对经学的《诗》之接受占据着主导的地位，是自觉的、有意而为之的，而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自觉或无意识的对《诗经》的文学性接受则越来越明显，这体现了文学性用《诗》的必然性。这不仅对文学自觉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在《诗经》文学接受史上也具有启示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