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期,古老的中国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封闭的国门,一时间各种新思想蜂拥而入,唤醒着沉睡的国人,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思想启蒙运动,解放了青年们的精神,指引他们社会革新和拯救国家危亡。随着北京、上海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五四新思潮逐渐席卷全国,但由于地域位置的封闭性,巴蜀地区的乡镇农村仍旧保持着古老中国陈旧衰败的一面,迟缓且艰难地呼吸着“新”空气。得益于部分教育界人士的努力,新思想在巴蜀传播开来,为巴蜀青年们接受新思想创造了条件。青年艾芜在主动学习新文化过程中,看清了旧家庭的狭窄与巴蜀乡镇的黑暗,五四新思潮动摇着青年艾芜的旧观念,激发出寻找的意志,求新求学的强烈愿望促使艾芜从家从巴蜀之乡出走。童年的经验赋予艾芜“不安分”因子,家族的记忆填补了他对边地最初的想象,“劳工神圣”坚定了半工半读的信念,于是寻找的朦胧意志升华成一种行动——走向西南边地。受五四新文学影响的艾芜不可避免要以启蒙的眼光审视边地,乡间的死生为艾芜展现了边地落后衰败的一面,这里依旧维持着旧秩序,保留着野蛮、暴力的沉渣,边地是巴蜀的另一个复刻;边地底层人物人性的病态引起了艾芜对革命阶级理论的反思,当艾芜对底层人物不再是同情,也不敢苟同他们的观点时,正是启蒙意识更深入的表现。在南洋的漂泊经历带给艾芜独特的殖民体验,使他认识到殖民政府的欺骗性,并激发强烈的民族身份意识。艾芜作为启蒙主体,饥饿与流浪给以他生存的苦痛,而理想落寞、看不到出路则使艾芜陷入到沉重的精神焦灼中,为摆脱黑暗沉闷的巴蜀之乡出走的青年艾芜,在边地似乎又落入“灰色古老的城圈”中;凭借“书本”知识四处碰壁的挫败感、自身力量薄弱的无力感,使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知识青年的道德姿态,表现出对启蒙的摇摆态度。寻找的目的是身份的确认,边地人民身上迸发出的生命强力令艾芜看见了民族振兴的新力量,凸显出人民在社会革新中的主体地位,促使艾芜热切关注着他们的笑与泪,成为底层人民的书写者;艾芜加入左联的抉择,除了机缘外,有着必然性,即南行赋予他的直面人生的现实精神与主动进取的抗争精神。加入左联也是一个认同与磨合的过程,南行书写便融入到左翼文学的文学脉络中,通过革命、政治话语,将上海和边地两个时空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