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国行政诉讼中普遍存在的“立案难、审判难、执行难”的情况,行政诉讼的司法权威和公众信心严重下降,而与行政区划完全重合的行政诉讼管辖制度是造成“三难”的原因之一。自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将以基层人民政府为被告的行政案件划归中院管辖,从而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管辖制度试点改革。广东的提级管辖,实现了司法管辖区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同时扩大了中院的管辖范围,杜绝了基层法院在行政审判中受制于地方政府的状况;河南省的异地交叉管辖,形成了“结对”和“推磨”的交叉管辖方式,在探索管辖制度改革的同时,实现了司法对行政的有效监督,克服了行政对司法的干预,使司法重归公平正义;浙江丽水的相对集中管辖,将一些行政案件集中到个别法院审理,优化了司法资源的配置,也有利于统一司法裁判尺度。另外,在北京、上海设立的两所跨行政区域法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广东深圳和辽宁沈阳两地设立的最高院巡回法庭也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但在探索行政诉讼管辖制度改革的路径时也遇到不少问题,提级管辖可能导致案件矛盾上移、上下级法院审判压力不均衡,异地交叉管辖在明确管辖法院的同时要避免形成新的地方干预,相对集中管辖可能导致部分法院行政庭功能消失,以及跨行政区域法院的所追求的司法独立公正与行政诉讼便民原则之间的冲突等。因此,在进行行政诉讼管辖制度改革时,应当考虑防止地方干预与当事人诉讼成本之间的平衡、异地管辖与管辖法院相对稳定之间的平衡、管辖权法定与当事人有限选择权之间的平衡。应当确定相对具体的异地管辖范围,以明确当事人起诉法院和防止管辖法院怠于行使管辖权;相应的提高一审行政案件的审级,以提高行政案件审判质量;形成司法与行政的良性监督关系,保障司法审判权独立公正的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