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繁的时期。从政局形势上看,西晋倾覆后,大量北方胡族人口进入中原,竞相发展各自势力,建立起地方政权。作为北方胡族于中原地区建立起的政权,构筑政权的合法性以达到稳固、扩大和延续统治的目的,成为诸族统治者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围绕着构筑政权合法性这一核心,在族群关系处理、民族政策实施等方面,诸族统治者在国家内部实施一系列政权建设举措。汉赵政权包括了汉、赵两个政权,因均为匈奴刘氏一族于中原地区所创建,且二者具有承接关系,故合称“汉赵”。“汉”政权作为十六国时期首个胡族政权,开中国历史上非汉族类于中原地区建立政权之先河。汉政权的建立是匈奴刘渊竖起“灭晋复汉”旗号,号召广大汉人群体共同推翻西晋统治的结果,故在政权建设过程中,刘氏统治集团注重采取汉化途径和增强华夏认同,以争取胡、汉人群的支持,通过祖源攀附与改姓立汉、在文化上崇儒重教、在政治上推行宗汉立国制度等举措。“赵”政权是刘渊族子刘曜以关中区域为核心建立起的地方政权,为了稳固和延续统治,刘曜集团在国号上的废“汉”立“赵”,将政权在法统上与西晋相关联,在即位仪式上行华夏南北郊天礼、在文化上延续汉政权崇儒重教传统、在政治上推行胡汉分治,同时又展现出族群的自我认同,表现其华夏认同的多重性。前燕政权是十六国时期由鲜卑族所创建的“五燕”政权之首,与匈奴汉赵政权在族性和文化上具有承接关系。鲜卑慕容氏在建立前燕政权之前历经了一个较长时间的发展期,在此期间,始终围绕着政权的建立、稳固和延续而艰难博弈,在族群内部积极推行汉化,以构筑起统治合法性。通过奉行“拥晋”方略、重用汉人精英参与统治、设置侨置郡县吸纳汉人世家大族和流民、加强汉文化建设和儒学教育、推行胡汉一体化管理等措施,实现了争取北方汉人群体对其政权认同的目的,但最终也因吸纳了中原王朝体制的腐朽成分,导致前燕内部腐败成风,阶级矛盾尖锐,直接颠覆其统治。汉赵、前燕政权为代表的十六国诸族政权扩张的过程,就是其由华夏边缘向核心区靠拢的历程,亦为诸族人群自上而下努力由“蛮夷”向“华夏”的身份转换历程,反映了其统治阶层变“夷”从“夏”的民族自觉,既突破与发展了中国传统夷夏观和儒家正统论,也演绎了中国历史由分裂走向统一的整体性趋势,为隋唐时期中国再归大一统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