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实力是相对与硬实力而言的。所谓的硬实力是指依靠“施压”迫使他国或者他人非自愿的接受，是直接的、即时的、集中的、显性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构成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次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按照约瑟夫，奈的观点我们认为：文化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的决策和行动的能力，其力量源泉是基于该国在国际社会上的文化认同感而产生的亲和力、吸引力、影响力和凝聚力。 文化力是软实力的核心，文化综合国力日渐成为国家间利益均衡的一个重要参数和力量，对文化进而整个文化产业、文化市场的开发、控制、垄断和利用，文化“渗透”和“反渗透”，“入侵”与“反入侵”，正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利益争夺的重要内容。因此，文化力是国家和民族综合实力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提高文化竞争力也就成了当务之急。 文化交流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在大规模文化交流的推动下完成的。中国文化曾经在闭关锁国中衰落，也曾在改革开放中复兴。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面临着文化殖民主义、国家文化安全、文化主权、文化冲突等种种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在文化交流与文化竞争的过程出现的问题，也需要在文化交流与文化竞争中得到解决。中国文化竞争力的提高仍然需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应该在文化交流中提高中国的文化竞争力。 文化交流与文化竞争在实践中的关系问题，说到底就是如何“在文化交流中提高文化竞争力”的问题。而要在文化交流中提高文化竞争力，还须反思中国千百年来形成的对外文化交流模式。自先秦至隋唐，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经历了从“偶然”到“自然”的演变历程，唐代是古代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最繁盛的时期，也是中国文化和社会大发展的时期；宋元时期，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继续发展，但自明代至晚清，中国对外文化交流逐渐从健康自然走向“病态”，这种病态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必然；从近代到改革开放以前，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百年间，中国对外文化交流虽然及其频繁，总体上却是被动的，是在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中的非常选择，中国时常在“或中或西”两个极端之间徘徊。 而在今天的文化竞争时代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正在积极地推广自己的文化、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通过不平等的文化交流来加强自己的“文化软实力”，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正遭受着文化资源被掠夺、文化市场被挤占的双重文化危机，因此，以文化竞争力为导向积极丰动地进行文化交流就成为必要了；同时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迎来了全面复兴，经济实力增强、国际地位提升为对外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思想解放、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为对外文化交流提供了前提，这些都使得中国以文化竞争力为导向的积极主动的文化交流成为可能。 如此以来，对于处在复杂国际环境中的庞大中国来说，应该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并在其指导下建立一套“以文化竞争力为导向的对外文化交流机制”，以保证文化交流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和文化竞争力的稳步提高。这套机制包括“动力机制”、“媒介机制”、“长续机制”三个组成部分，而且新兴的“文化产业”应在此机制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本文将“文化交流”这个传统课题同“文化竞争力”这个前沿问题联系在一起，既为文化竞争力问题寻找到了解决方法，也为文化交流提供了目的性的指导；在对历史的叙述上，本文突破了以往以政治为纲的历史分期的局限，根据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以全球化的眼光，对自先秦至当前的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史进行了全新的划分；在理论论述上，本文大胆借鉴哲学、文化学、人类学、传播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与方法来对历史问题进行分析，而没有把历史经验简单地上升为通例和原则，避免了“就史论史”的无力，尤其是对问题运用逻辑分析方法进行演绎，与对历史规律的归纳互相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