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变暖是目前人类面临的最大的环境问题之一,而人类生产活动导致的以₂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粗放、落后的经济发展方式以及较快的经济增速使得该地区的碳排放一直占全球碳排放的40%以上,且呈逐年攀升的趋势。因此,测算该地区的贸易隐含碳,分析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对该地区共商共建绿色丝绸之路,对全球的碳减排工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首先,本文基于投入产出理论,建立了三种投入产出（SRIO、BTIO、MRIO）模型,总结了三种模型在测算贸易隐含碳时的优劣。其次,本文选择了当下涵盖国家最广、数据更新最快、行业划分更细的全球多地区投入产出数据库Eora,运用MRIO模型估算了1992-2014年中国和“一带一路”地区生产侧及消费侧碳排放,比较了中国和“一带一路”地区各地区各行业生产侧及消费侧碳排放的差异。分析了中国和“一带一路”地区生产侧及消费侧碳排放的构成,揭示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地区碳排放转移的基本现实。最后,本文运用MRIO-SDA模型测算和考察了中国和“一带一路”地区生产侧及消费侧碳排放增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992-2014年,中国和“一带一路”地区消费侧碳排放低于其生产侧碳排放10%以上（最高为17.99%）。同时,生产侧碳排放主要集中在“电力、煤气和供水”等几个行业,而消费侧碳排放在各个地区的行业分布各不相同。进一步分析生产侧和消费侧碳排放的构成发现:中国、东北亚、中亚和南亚地区为“高外需碳排放低国外碳排放”模式;东南亚、中东欧和西亚北非地区为“高外需碳排放高国外碳排放”模式。中国与“一带一路”地区碳排放转移情况显示:中国净出口到东南亚地区的隐含碳最多,往后依次为西亚北非、中东欧和南亚地区。中国一直从东北亚和中亚地区净进口少量的隐含碳。最后,促进中国和“一带一路”地区生产侧及消费侧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为本国最终需求的规模效应、本国对国产中间产品的使用结构效应和本国中间产品的出口效应;而抑制其增长的因素为本国直接碳排放强度效应。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应该积极主张发展中国家权益,建议使用兼顾生产责任原则和消费责任原则的碳排放核算体系。具体到碳减排工作上,一方面要结合上游和下游产业治理,充分挖掘本国的碳减排潜力。另一方面要从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入手,制定更加详细可行的碳减排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