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这两个视角下的不同途径对物价产生深刻影响。前者是商品层面的汇率传递,后者是货币层面的汇率传递。汇率本身具有比价和杠杆的双重属性,其中比价属性指的是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决定汇率的变动,杠杆属性指的是汇率变动影响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本文运用理论脉络梳理的研究方法,对均衡汇率和汇率传递的理论基础及相关文献进行了总结和评价;运用历史实践梳理的研究方法,研究总结了人民币汇率制度变迁及我国物价变动与治理的实践历程;运用均衡汇率理论研究了人民币汇率的比价属性,分析了汇率的变动;运用汇率传递理论研究了人民币汇率的杠杆属性,从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两个视角分析了汇率变动影响我国物价在商品和货币层面的不同机制。本文对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的梳理从均衡汇率和汇率传递两个领域切入,每个领域分别总结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两方面的成果。在均衡汇率理论研究方面,目前该领域出现过五种主要的理论框架,其中购买力平价理论(PPP)出现较早,且忽略了对中短期汇率的解释,局限性较大;均衡实际汇率理论(ERER)和自然均衡汇率理论(NATREX)对数据要求较高,可操作性较低;基本均衡汇率理论(FEER)的假设条件较为苛刻,且无法体现现实中经济行为对汇率的影响。行为均衡汇率理论(BEER)的可操作性强,且其理论框架较为完整地涵盖了影响汇率均衡的中长期、短期和随机因素。在均衡汇率测算的实证研究方面,国外学者经过测算普遍认为人民币汇率在样本期内被低估的程度很高,而国内学者得出的结论则是低估程度较低。在汇率传递理论研究方面,最早的传统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视角为汇率传递的研究奠定了最初的理论基础,后期产生了微观经济学视角和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视角,这两者的研究思路都是以传统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理论为基础,进而讨论该理论框架的局限性,进而提出传统理论忽略的微观或宏观因素,并研究这些因素对汇率传递的影响。微观经济学视角下学者提出了非贸易品的存在、定价策略的影响、价格粘性的影响等不同的扩展思路;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视角下学者则关注了资本流动、通胀环境和经济周期的影响。在汇率传递的实证研究方面,迄今为止的实证研究文献主要是对发达经济体汇率传递的研究,对新兴经济体的研究较少,其中对中国的研究在汇率改革推进之后的近些年有所增加。在实证研究所采用的计量方法上,最早的单方程回归法由于变量方面的局限性现已很少采用,目前主要的分析方法都是基于向量自回归技术。在人民币汇率传递的实证研究方面,目前采用国际贸易框架下思路的研究较多,采用国际资本流动框架下思路的研究较少,尤其是缺少这两种框架下实证的比较研究。本文采用历史梳理的研究方法对人民币汇率制度变迁及我国物价变动与治理的实践历程进行了总结。本文通过总结人民币汇率制度变迁,认为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国际货币体系变迁双重影响的结果。前者遵循的改革逻辑是从计划到市场,从封闭到开放;后者遵循的变迁趋势是从固定到浮动,从单一到多元。此外,市场化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始终坚持的方向。这一改革路线可以总结归纳为从多轨向并轨的改革、从单一盯住美元向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改革、从固定汇率向浮动汇率的改革。本文通过总结我国物价变动与治理历程,认为我国各个通胀和通缩周期的形成原因和治理逻辑存在普遍性和特殊性。普遍性方面,投资过热往往是历轮通货膨胀的共同特点,外部冲击往往是历轮通货紧缩的共同原因。特殊性方面,包括粮食和工业消费品在内的一些基础性产品价格波动会带来特定的结构性因素,这是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重要诱因。另外,一些有着特殊时代背景的因素也会引发通货膨胀。本文构建了一个均衡汇率理论模型,认为人民币均衡汇率在短期由利率和资本流动决定,利率上升和资本净流入促进汇率升值;在中长期由购买力平价、贸易壁垒和资本管制决定,生产效率的提升和通货膨胀的降低会提升本币购买力,而本币购买力的上升、贸易壁垒和资本管制的上升都会促进汇率升值。本文在理论模型基础上将短期和中长期各项因素归纳为四方面变量,运用协整方程对1998-2014年人民币兑美元均衡汇率进行了测算,验证了相对生产率和净对外资产占比对人民币均衡汇率存在正影响,经济开放度和货币超发对人民币均衡汇率存在负影响。本文继而以实际汇率相对均衡汇率偏离度为视角,结合具体宏观经济环境,分析了1998-2014年人民币汇率变动的逻辑和影响机制,发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内外制度的变化、经济政策的波动和经济周期的运行都对各个时期人民币均衡汇率产生了重大影响,并观察到人民币汇率缺乏弹性的事实。本文从均衡汇率的角度分析了2014年以来人民币贬值的原因,认为我国自2012年以后出现的资本流入下降、美联储加息预期和央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共同导致了近期人民币的贬值。本文依据所构建的均衡汇率分析框架,对未来人民币汇率运行趋势做出三个判断。第一,人民币汇率短期存在一定贬值压力,但不会大幅贬值。这是我国相对稳定的经常项目顺差地位、相对充裕的外储总量和央行相对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共同决定的。第二,人民币汇率中长期将维持相对强势。这是由于我国潜在经济增速相对国外仍然较高,商品贸易竞争力较强,且目前面临的中美经济周期的差异程度将会在美联储加息进程告一段落后逐渐缩小。第三,人民币未来升值空间、幅度和速度都会减小。这是我国对外投资持续增长、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潜在经济增速放缓、劳动生产率增速减缓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等诸多趋势性因素共同决定的。本文构建了一个国际贸易视角下的汇率传递理论模型,将人民币汇率传递机制主要变量归纳为五个方面,分别是人民币汇率、进口价格、物价、经济规模和货币供给,并用VAR模型对汇率传递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变动通过进口产品的价格显著影响我国物价水平,证明进口价格是商品层面上汇率传递的重要渠道。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口产品价格和物价总水平都存在负向影响,而进口产品价格对物价总水平存在正向影响。这说明国际贸易视角下的汇率传递与传统宏观理论方向一致。研究还通过方差分解的解释力比较和脉冲响应函数的滞后性等角度证明了国际贸易视角下的汇率传递机制并不是人民币汇率传递的唯一机制。汇率传递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出我国目前正在经历“消费升级带动贸易转型及产业结构调整”的宏观经济变迁。从低端单一化到高端多元化的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了我国贸易结构从出口为主到出口与进口并重的转型,并引发了第三产业比重的扩大和第一、二产业的转型升级。本文构建了一个国际资本流动视角下的汇率传递理论模型,将人民币汇率传递机制主要变量归纳为六个方面,分别是人民币汇率、资本流入规模、物价、货币供给、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并用VAR模型对汇率传递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变动通过影响资本流动,从而影响货币供给,进而影响我国资产价格和物价水平,证明资本流入是货币层面上人民币汇率传递的重要渠道。另外汇率预期和央行货币冲销是关键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显示汇率预期会影响资本流动,造成资本流动方向随时间出现变化;央行货币冲销会降低资本流入带来的货币扩张,从而减弱汇率传递机制,该作用在资本流入冲击的中后期开始显露。本文证明了资本流入对物价的影响机制在短期和中长期具有不同的主导因素和运行逻辑,且主要是通过资本流入大类资产市场,进而通过不同效应间接影响消费市场这一渠道实现的。资本流入境内主要进入大类资产市场,推高资产价格。在短期挤出效应占主导,资产价格上涨预期挤出消费市场资金,引发物价下跌;在中长期财富效应占主导,资产价格上涨带来居民财富积累,从而扩张消费引发物价上涨。因此在不同的宏观经济环境下,汇率变动引发的资本流动通过资产价格对物价造成的影响是不同的,甚至是方向相反的,这有力地解释了近年来我国汇率物价互动关系与传统宏观理论相悖的现实情况。本文还通过对比分析脉冲响应函数,深入剖析了不同资产价格在汇率传递机制中的差异及原因。房地产具有投资品和生活必需品双重属性,其作为资金蓄水池的功能更强,在经济中的影响范围更广,因此其产生的财富效应总体较强,资金驱动的特征更明显;股票市场受政策影响更为明显,短周期性更强,因此其财富效应的释放过程存在变化。本文在研究的最后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第一,坚定围绕主动、渐进、可控的原则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这方面一是建立由市场主导的弹性汇率制度;二是坚持对人民币汇率适度的引导和干预;三是避免过高设定美元在“一篮子货币”中的权重,定期对各种货币的权重进行调整;四是审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第二,妥善应对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口贸易的冲击。一方面进口企业应积极采取各种策略手段规避交易中的汇率风险,并主动进行战略转型以在不利的汇率环境中保持自身优势;另一方面政府应持续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以产业结构升级带动贸易结构转型,同时制定相关政策确保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商品进口的渠道安全和价格稳定。第三,积极扩大内需,留住内需红利。扩大内需一是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降低贫富差距;二是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居民消费意愿。留住内需红利必须依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是推动科技创新,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二是鼓励小微企业发展,提高产品和服务的个性。第四,采取全面措施防范资本外流。这方面一是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二是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监测预警;三是加强企业对外投资的审批;四是严厉打击资金向境外的非法转移;五是压缩离岸人民币供给;六是适时研究征收托宾税。七是在资本外流更为严重的情况下采取行政手段进行强力干预。第五,建设和完善大类资产市场。股票市场方面要稳步推进股票市场改革,一是培育机构投资者,加强投资者教育;二是改革股票市场交易制度,实行T+0交易;三是加强市场监管,保护投资者权益;四是加快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方面要化解房地产泡沫,促使房地产向居住属性回归,一是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监管;二是建立房地产市场监控体系;三是加强土地资源管理;四是调节信贷规模和方向。第六,研究把握汇率与物价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汇率变动时期稳定国内物价。这方面一是适当降低进口关税;二是适当放开对部分商品的进口管制;三是实施贸易多元化战略;四是加强市场监管力度;五是防止资产价格硬着陆;六是重点防范游资对粮食和生产资料的价格炒作;七是合理引导资金流向。第七,准确识别物价波动的形成逻辑,灵活搭配一般政策和特殊政策,有针对性地治理物价。一般政策包括用紧缩性措施治理通货膨胀,用刺激性措施治理通货紧缩。特殊政策的出台则要根据通胀和通缩的性质因地制宜。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出现过三种性质的通货膨胀,分别是需求拉动型、成本推动型和结构性通胀;出现过两种性质的通货紧缩,分别是外需下降型和结构性通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