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摩·福斯特(1879-1970)被认为是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代表作家。小说《印度之行》取材于他1912-1921年间先后两次印度之行的亲身经历和体验。评论家们通常关注小说所蕴含的政治色彩和种族冲突，但是极少涉及到殖民制度所带来的文化对立下的身份问题。随着后现代主义者们对多元化的呼吁，这部作品中所体现的身份的不确定性成为学界中一个新的研究焦点。“身份”被引入文化研究中，其基本含义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不确定性，其实质是摒弃对二元对立和终极意义的追求，寻找事物发展的各种可能性。18世纪工业革命与殖民主义的兴起与发展迎来了英国的黄金时代“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骄傲地称自己的国家为“日不落帝国”。他们以自己的文化作为衡量文明程度的标准，忽视甚至去抹杀其他文化的存在，小说也体现了这种霸权文化观念。福斯特的《印度之行》正是这样一部深刻地反映异国文化的不被认同而导致身份困扰的后殖民主义小说。全文共分三章。第一章论述了该小说中英印人朗尼的双重身份及其造成的原因。本章通过对朗尼与不同身份的人物之间的交往来探讨殖民主义制度对个人身份所造成的影响，发掘出帝国主义时代的单一文化认同同样也造成了殖民者的身份困境，从而指出个体的身份乃是一种社会构建，会受到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如个体所接受的教育，其社会地位以及社会存在的文化多元化现状。第二章从英国女士阿德拉的矛盾身份来探寻殖民地时代女性身份认同和身份构建所面临的障碍。阿德拉作为一名英国女士，一方面在印度人面前享有宗主国的优越地位，另一方面，作为女性，她又需要反抗男权文化的压迫。这种矛盾性暴露了帝国主义的目的就是通过消除人的独特个性及社会差异，追求一种确定性的身份，以巩固其对人性的控制。第三章通过印度人阿齐兹自我身份的重构论述了人们如何在杂糅文化中去积极建构一种有意义的身份。殖民时代的印度人民对自己的民族和文化的认同是双重的:既有殖民地的怀旧又不乏宗主国的遗风；因而他们始终面临一种身份认同上的两难，他们的身份经历了从一种身份变为杂糅身份的过程。这种杂糅身份是对英国殖民者所维护的确定的英国身份的一种反抗，而阿齐兹身份的成功构建有力地证明了不确定性正是构成个体身份的本质特征。本文对《印度之行》中人物不同身份的探讨，体现了福斯特的反帝国主义思想，揭露了霸权文化观念对殖民地人民所造成的身份困扰，谴责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制度。这为深入理解小说的社会文化意义以及鼓舞现代人以不确定性为基础，摆脱传统束缚进行身份构建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