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诗歌用典艺术是在唐前以及初、盛、中唐诗歌用典艺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对后世诗歌用典影响颇深。晚唐诗歌用典艺术研究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发展演进、用典特点、艺术模式、体裁特征以及对宋诗的影响。初唐诗歌用典明显存在着对于六朝诗歌语言的袭用与模拟,且在以帝王为中心的初唐诗坛中,先秦典籍中与颂圣相关的典事使用频繁。另外,初唐四杰及陈子昂的诗歌开始借用典故而有所寄托。盛唐诗的用典特点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典事使用范围广;典故入诗的方式灵活多变;诗中用典与诗歌的抒情性结合紧密。而中唐诗歌用典则呈现出独有的特色:喜用《诗经》《楚辞》中的典故,典事的运用与诗歌的叙事性相结合。诗歌用典至晚唐则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在用典倾向上,擅长使用小说语言;用典方式上,善用语典并以此来形成诗歌含蓄蕴藉的特点;在用典观念上,形成了“诗尚学问”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晚唐诗歌用典艺术模式也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从取意角度来看,有正用和反用;从用典目标来看,有直用和延用;以取用方式的不同可划分为明用和暗用,在用典数量上则有单用和博用的不同。晚唐诗歌用典艺术存在着不同的诗体特征:七言律诗“以典运势,富于波澜”且“对仗典切,体格精纯”;七言绝句形成了“借典铺垫,平起直叙”“以典结情,含而不露”的用典特点;五言古诗则在晚唐诗人的创作中形成了“借典叙事,典为事遣”“质直典切,语含锋芒”的特点。晚唐诗歌不仅形成了独特的诗歌用典艺术且对后世影响颇深,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对宋诗用典的影响。宋初西昆体诗人推崇李商隐,《西昆酬唱集》中不论是诗歌吟咏的题材还是诗中所用之典,都与李商隐诗歌多有重复,甚至有全诗皆脱胎于李商隐诗歌者。苏轼与黄庭坚亦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晚唐诗歌用典的影响,其二人在继承与创新中开创出宋诗新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