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目的在于研究探讨英国著名思想家以赛亚·伯林的多元主义思想。政治哲学对于人类20世纪的各种灾难产生了难以估计的影响。政治哲学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帮助人们过上美好而有尊严的生活,实践自己的人生理想。伯林以前的政治哲学家都认为现实社会的价值冲突是人类社会的不足与缺陷所造成的,是人类社会还没有达到理想状态的标志。伯林超越前人之处在于他把价值冲突置于政治哲学的核心地位,把它作为政治哲学的出发点。我们如何理解价值冲突不仅关系到我们如何应对各种差异和对立,也关系到政治原则的构建;它还会影响我们如何回应政治领域的各种挑战和困境。残酷的人类历史现实印证了以赛亚·伯林的基本思想立场:人的生活目标是多种多样的,人始终处于不可调和的价值冲突之中,我们即无法逃避它,又无法用简单的办法消除它,只能正视它,接受现实,用严谨的态度对待它,采用恰当的理论策略应对它。本文围绕“价值冲突”这条主线,对伯林多元主义的研究按照如下步骤展开:第一章主要讨论伯林思想所批判的理论对手。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存在本质区别。启蒙运动之前,西方的基督教时代以信仰作为思想核心,启蒙运动之后,以自然科学为代表的理性思维成为思想核心。启蒙运动以“理性”颠覆了欧洲的千年的思想传统。理性在超出了自然科学的范围之后形成了“理性一元论”的教条,伯林对“理性一元论”的简约化、普遍化、方法化和和谐化的特性作出了深刻的分析。历史决定论是理性超越了自然科学领域进入社会政治领域形成的一种重要理论。历史决定论相信在理性的推动下人类的发展始终走向进步,人类历史由普遍的法则所决定。伯林旗帜鲜明地反对并批判这种历史理论,因为它彻底否定了人的责任和自由。理性一元论和历史决定论进入社会政治实践领域的标志是乌托邦设计的出现。启蒙思想家们设计乌托邦的初衷是消除人类社会的痛苦,但实现这一理想却给人带来了深重的苦难。第二章主要阐述价值冲突的社会现实以及伯林多元主义的主旨。挖掘启蒙运动的思想内核并加以批判是伯林宣扬多元主义的起点。启蒙运动强调人性的统一性,这种认识在伯林看来过于简单和乐观。伯林解读了迈斯特、维科、赫尔德和哈曼等反启蒙思想家的理论,认为这些理论是多元主义的思想源头。在伯林之前,浪漫主义主要被看作是一股文艺思潮,伯林则认为从哈曼、赫尔德到康德、席勒的浪漫主义思潮是改变西方世界生活和思想的最大规模的运动和变革,是多元主义的第一声呐喊:伯林的多元主义是关于价值和目标的思考。和理性一元论相比,多元主义强调价值的多样性、独特性和可能性。伯林的多元主义坚持认为人类的价值之间是不可兼容和不可通约的。人类所追求的价值多种多样并相互冲突,这些价值本身并没有高低优劣之别。地位平等而合理的各种价值始终处于冲突之中,因而导致了人类现实处境必然具有永恒的悲剧性。第三章主要分析伯林区分两种自由概念和多元主义的关系。伯林对自由的内涵作出了两种区分,诸多的学者对此作出评价,但这些评价并没有切中伯林研究自由的根本目的。伯林认为提倡积极自由本身并没有错,但是积极自由的背后暗含着理性一元论的内核,当它超越自我进入社会,强求所有人保持一致,就会形成对他人自由的压制。伯林认为消极自由是自由最重要的内涵,人类面临的是一个多元价值相互冲突的悲剧性现实世界,人类必然面对着各种选择,而能够保障选择权利的只能是消极自由。第四章主要研究伯林多元主义思想和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之间的关系。民族主义有其基本内涵和表现形式,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存在着本质差别,伯林分析概括了民族主义的四个特征:归属性、有机性、执着性和暴力性。伯林认为推动民族主义的要害在于民族情感受伤和民族认同感,民族主义表现为两种类型:认同性民族主义和攻击性民族主义。作为犹太知识分子,伯林从多元主义的立场出发,肯定犹太民族文化的价值和地位,支持犹太民族复国,认为犹太人只有在自己的家园中才能获得纯粹的自由。第五章主要论证伯林的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施特劳斯、桑德尔等人对伯林思想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多元主义本质上就是一种相对主义,因为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一样存在自我否定和主观选择等问题。但历史主义和经验主义却让伯林有走出相对主义的可能。伯林认为相对主义虽然可以对抗教条主义,但是建立在对经验的错误理解基础之上。价值的不可通约不等同于价值之间不可类比,人类可以带着同情去理解不同的价值选择。伯林批判强求一致的普罗克拉斯提斯主义,也反对把人作为抽象原则的祭品,怀疑父爱主义的积极作用,更旗帜鲜明地批判专制主义。他认为人类的存在离不开历史,不同人群的文化和价值形式是多样的。成熟的人既渴求自由又需要归属。伯林承认价值的多样性,但同时也承认人成其为人的共同特性。这些共同的特性保证人类有最低限度的共同普遍价值,而这正是多元主义区别于相对主义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