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着眼于后梁与后唐两个王朝,论述唐末以来政府统治能力的变化,并借此对“藩镇国家”这一概念提出己见。王黄之变骤起,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既有平衡被打破,由藩镇主导的体制逐渐建立起来。出身社会底层的“无赖者”朱温,依靠宣武军起家并坐大,最终以强藩节帅的身份灭唐建梁。虽然后梁始终严格控制以河南道为中心的王朝基盘,但削藩抑镇的成功经验无法被引进不承认统治集团正统地位的河北地区。如此一来,后梁集团不得不在内外施行迥然有异之双轨制度的同时,域外异己力量的牵扯亦削弱了其防止任一地区随意退出一元秩序的实力。本文倾向于跳出藩镇机构或幕僚身份延续不变的成说,转而以朝藩关系入手将后梁王朝定位为以姻亲关系勾连外围的“藩镇联合体”。相比之下,沙陀集团入主中原的过程要显得更加平稳,其前景也较为明朗。首先,为皇室赐姓且采取奉唐正朔策略带来了前代无可比拟的统治合法性,而这一地位亦由全面的武力征服所夯实。在此基础上,后唐王朝继续利用移镇节帅、充实禁军及剥离节帅与牙军关系等措施进行削藩并取得了相当成效。明宗之后,地方藩镇的话语权已被打压到相当低的程度,整个政权不再有内外之分且政令相对如一,如此可称其为“藩镇国家”。全文试图打破将五代笼统视为藩镇扩大版的桎梏,尝试寻找后梁与后唐之间的内在差异,最终修正学界将五代王朝视为一体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