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针对孙诒让的周礼学主要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通过分析晚清的学术大势及周礼学的发展和孙诒让的学术传承,介绍了孙诒让研究《周礼》的学术背景和学术渊源;从文献学的角度,主要从辑佚、校勘、注疏三个方面分析孙诒让周礼学的考据学基础,并从孙氏疏解《周礼》所采用的解经体例、方法及特色等方面分析《周礼正义》一书的学术地位；通过对《周礼政要》的解读及考察孙氏在《周礼》的影响下从事的社会实践活动,阐明孙氏周礼学与晚清社会变革之间的密切关系；分析孙氏的周礼学成就及思想,并给予客观的评价。晚清时期,一方面随着政治、社会危机的日益加重,通经致用、经世实学成为越来越多传统士人的选择,这种经世性也反映在周礼学的研究上,孙诒让对《周礼》的研究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进行。孙氏个人偏重乾嘉学者的治学之法,从文字、训诂入手,研究典章制度,走上为《周礼》作新疏的研究之路。为了重疏《周礼》,孙诒让对贾逵、马融、干宝三家《周礼》古注进行辑佚,并将辑佚成果很好地运用在《周礼正义》的考证上。孙氏撰作的《周礼注疏校记》是对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再次校勘,共出校文一千四百零七条,有意将阮元《校勘记》的错误一一补正,为经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十三经注疏》本子。《周礼正义》是孙氏花费二十七年的时间完成的《周礼》新疏。在疏解的过程中,他以大宰八法为纲贯串众职,勾稽厘正了古代政制,并博采汉唐以来旧诂,爬梳校勘,理董发正,匡纠各家经疏之谬误。加之孙氏持论宏通,没有门户之见,一些众说纷纭乃至千古聚讼的礼制问题,在疏解过程中大都获得了比较圆满的解决。而且对于比较重要的名物制度,孙诒让的疏解往往带有鲜明的总结性质。所以新疏能够集前人研究之大成,并达到了新的高度,被梁启超誉为“清代诸疏之冠”。在时局的刺激下,中年以后的孙诒让,其学术政治思想逐步发生转变。他选择了学术经世的道路,在疏解《周礼》时,他便牢牢把握“政教”这一中心环节,从时代需要出发,企图“由古义古制,以通政教之闳意妙旨”。甲午战后,他以“周礼为纲,西政为目”为体例撰写的《周礼政要》,更是明显地将周官之学,直接用用于政治改良服务。同时,孙氏开始走出书斋,投入到社会实践活动中。受《周礼》“政教”思想的影响,他重视教育,反复强调兴学是自强的的基础,并全力以赴投入到办学活动中,成为近代教育的先行者。综观孙诒让的治学道路、政治思想和社会实践,它们在外观上似乎颇不相同,实质上却完全一致。由于孙诒让知识渊博,治学严谨,不抱门户之见,广泛吸取各学派的思想观点及所提供的资料,撰作《周礼正义》精微平实,集二千年来周礼学之大成。同时,孙氏又是从现实的需要出发重疏《周礼》,目的是为了“剀今而振弊”,这与传统的汉学家为考证而考证有着原则区别,开始把汉学引入“经世致用”的道路,意义重大,因此被称为是清代汉学的“光辉后殿”。在《周礼》“政教”思想的影响下,他撰作《周礼政要》,提出了救亡图存的全面主张,虽然未免带有些许“书生论政”的局限,也没有见于实践,但其忧心国民,学以致用的精神值得后人尊重。正是以学术研究为主,学术、政治交互影响,使孙诒让形成了不同于传统代汉学家的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