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5年7月我国宣布实行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开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人民币持续、小幅升值,人民币汇率波动弹性不断增大,这增加了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为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然而随着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自2008年至2013年先后四次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应用数量型工具向金融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这种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国际流动性泛滥,大量国际资本流向新兴经济体,人民币承受了较大的升值压力,增加了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不确定因素。人民币这种升值趋势是否主要来源于上述国家的非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冲击,有多大程度来源于这种冲击,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国进一步合理利用汇率工具应对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实现国内宏观调控目标。鉴于此,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选择美国货币政策变量作为外部冲击来源对人民币汇率影响效应进行研究。本文首先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基于人民币汇率决定的理论模型,分析人民币汇率应对外部冲击的反应机制。实证部分首先建立货币主义模型,运用协整与向量误差修正方法识别货币因素在长期对中美汇率的影响大小及方向,并加入干预因素来考察央行干预对人民币均衡汇率的影响；同时运用协整SVAR模型来研究货币主义因素对中美汇率的短期波动因素,通过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可以识别出长期中美两国货币政策冲击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途径和方向。通过对长期和短期内的货币政策因素进行比较分析,完整地考察美国货币政策对中美汇率的影响效应；接下来本文首先基于Kim和Roubini (2000)等人提出的识别方法及相关经济理论设定中日两国的SVAR模型并加入美国这一大型外生经济体,基于干预视角考察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中日货币政策及汇率的影响,并将不包含干预变量和加入干预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进行比较分析。最后,在全文分析的基础上得出本文结论：首先货币因素对人民币汇率的长期影响均是显著的,干预能够显著影响长期汇率水平；其次,中日两国都会对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做出反应,在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中日两国均会相应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且均会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以抑制本币的过度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