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解决环境问题迫在眉睫。当前环境问题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必须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强化环境责任。重污染企业作为引起环境问题的罪魁祸首,理应积极承担环境治理与绿色创新的责任。同时,政府实施环境规制是对企业加以约束是行之有效的途径。被认为是“史上最严环保法”的新《环境保护法》于2014年颁布,其进一步明确了不同主体在环境监管和污染治理等方面的责任。但是环境治理问题较为复杂,涉及到的利益相关主体企业、政府、公众各自面临的期望收益不同,因此这三个主体在目标上既存在冲突,也存在合作,关系错综复杂。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将企业、政府、公众纳入同一研究系统,构建三方博弈模型,结合系统动力学方法,对企业是否进行绿色创新、政府是否实施环境规制、公众是否参与监督的行为策略选择进行分析,并确定其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本文选取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基于新《环保法》的颁布这一准自然实验视角,运用PSMDID方法实证研究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作用机制,同时引入环境责任、政府补助变量,分析其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的效应。最后,以M公司为例,分析环境规制对其绿色创新的促进效果。研究结果表明:（1）不论企业、政府、公众三方主体初始策略如何,经过不断地演化博弈后,三者最终都会在（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政府实施环境规制,公众参与监督）处达到稳定均衡;政府是否采取实施环境规制策略,对于企业采取的决策具有较大的影响,公众的策略选择对政府的策略选择没有太大影响;对于企业来说,进行绿色创新时的成本、获得的政府补贴,以及不创新时政府罚款是其进行绿色创新主动性高低的主要影响因素。值得注意的是,政府补贴适合短期适量的补助,不适合长期性大额补贴,过度补贴易造成企业的依赖心理和惰性心理,反而不利于企业创新积极性。（2）新《环保法》这项环境规制政策的颁布显著促进了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该结论有效支持了“波特假说”。此外,从动态边际效应检验结果来看,环境规制实施当年的边际效用最大,随年份的增加,环境规制政策的净效应在减弱,企业对于绿色创新的重视程度相应地也在下降;企业股权性质的不同,会影响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效果;环境责任在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政府补助对环境规制政策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