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是阴霾抑郁的时代。嵇康是撕云裂雾的霹雳。从东汉看到南朝,满目君昏臣乱,欺世盗名。社会规范的缺失,社会道德的失范,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解决方案,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就是其中一种。“越名教而任自然”只能在魏晋这一特殊的时期被提出。嵇康是面对政权的频繁更迭,陆离荒诞的名实问题,为当时的文人名士做的一次探寻治世安心、实现和展现自我道路的一次尝试。当然,其代价是昂贵的,嵇康是以生命谱写着自己之于那个时代的意义。理论上,嵇康是接着王弼的“名教”本于“自然”接着讲的。按照王弼“崇本息末”的思路,“自然”在时间上、逻辑上都先于“名教”,当“自然”与“名教”之间发生矛盾时,必然要“越名教而任自然”。现实中,嵇康始终没有能进入政治权力的圈中,这种现实的地位决定了他不可能像董仲舒以及正始名士那样走文化论证政治的道路,而只能以文化为武器,在批判中展现和实现自我。本文在吸取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名教”是指外在的制约教化机制,而“自然”指向内在人性以及信念操守,“越名教而任自然”就是要超越魏晋之际的外在的伪化了的社会名教规范,以内在的传统信念指导行为,即“任心而行”。而嵇康的缺憾是对“心”“性”问题认识的模糊不明。一方面他要求从内在的道德动机来衡量行为的善与不善,另一方面,他对内在的道德动机的“心”缺少明确的规定,而只是用一个模糊的“和”来说明,从而导致其历史观的倒退。在现实中找不到实现理想的途径,就只能在养生中有所作为了。嵇康的意义在于,他对他的那个时代的反思,提出了由内治到外治的方案,而在内治,也就是心性问题上的认识不足使得其学说缺少人格树立和境界的超越。而恰恰是这种理论的微疵成就了他在学术上的抛砖引玉的贡献,毕竟,后来的佛学理学都较好的替他解决了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