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我国关于夫妻共同债务问题的立法与研究大多局囿于“合同之债”的范畴内,而在实行法定财产制的婚姻中,夫妻一方对外侵权行为所引发的“侵权之债”的债务归属问题,却长期缺乏立法与理论的关注。规则的缺失导致司法实践中乱象频生。司法裁判对夫妻一方侵权之债的界定,可分为两种路径:一是“数人侵权”的侵权法路径,二是责任承担的婚姻法路径。前者是基于行为导向的一元主义,理论依据在于夫妻双方在法律上仍为独立主体,不能仅以婚姻之结合而行债务之结合,根据自己责任原则,无辜方配偶在没有过错的情形下应当免于承担责任;后者是基于目的导向的二元主义,理论依据在于为婚姻共同体利益的行为,其所生风险应由作为利益共享者的夫妻双方共同承担。两种理论虽各具正当性,但也各有其局限性:前者从婚姻的外部视角探讨了侵权行为的主体范围,却忽视了风险在婚姻共同体内部的分担;后者从婚姻的内部视角出发探讨债务能否归诸于夫妻共同债务,而忽略了侵权行为的“人身性”本质与共同利益的“抽象性”特征。两者犹如极端路径之前后端,过分保护了非侵权方配偶或受害者的一方之利益,破坏双方之间利益之平衡。因此,我们必须兼顾行为与目的双导向,从债务形成的不同阶段分别出发,明确区分债务成立与债务承担两个阶段,对于债务“是否成立”与“如何承担”分别进行把握,重新平衡侵权行为受害者与无辜方配偶之间的利益关系。准此,既能保障债权人求偿权不受举证责任的被动影响,又能够确保无辜方配偶财产权益得到最低限度保护。一言蔽之,夫妻一方对外侵权之债的债务归属本质上是“外部债务的内部承担”问题。须在不过分突破自己责任原则基础上,结合夫妻共同体理论,构建夫妻对外侵权之债归属的新理论。债务归属判定的基本步骤应当是:第一步先依据侵权法相关规定,确定外部债务的成立与否;第二步再依据婚姻法相关规定,判断债务的内部承担关系。外部债务的成立直接诉诸侵权法即可,重点就在于债务成立后在婚姻内部的承担问题。考虑到界分行为目的所面临的重重困境,本文提倡采用不受行为目的限制的二元主义:对外而言,责任财产始终保持范围恒定;对内而言,行为目的仅影响内部追偿。责任财产的范围限定于侵权方配偶的个人财产（第一顺位）,以及夫妻共同财产（第二顺位）,且须对维持夫妻基本生存需要的财产及物品实行执行豁免。当行为目的被证实与夫妻共同体利益无关时,无辜方配偶得以行使内部追偿权,其有权在所得共同制终止时就用于清偿债务的共同财产中其所占的贡献份额,请求侵权方予以补足。不受行为目的限制的二元主义,一方面保障受害者能够最大限度地从夫妻共同财产中获得清偿,另一方面保证非侵权方配偶的个人财产不受剥夺。此法不仅有效协调了侵权者、受害者以及侵权者配偶三方主体的利益,而且在技术上避免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依赖,着力向更精准的债务判定体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