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所导致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更加严重。从根本上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需要各个区域以及区域内部各个省份之间在发展中进行合作。“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就是由地方政府提出来的各地加强合作及整合经济的设想,反映了“泛珠三角”地区各级政府谋求“多赢”的需要。如何使“泛珠三角”区域的合作能够真正达到参与各方所预期的结果,保持甚至是缩小区域内部的发展差距,真正实现该区域的共同富裕,是个重要的议题。探讨这一议题,必须了解该区域经济合作的初始条件和现实基础,初始条件之一就是判断改革开放以来该各地区经济是呈现收敛态势还是呈现发散态势,以及这一态势是以怎样的速度演进的。总体来看,在目前的样本区间范围内,改革开放以来“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增长的总体发展趋势是扩散的。但是具体到各个分样本区间却存在着不同的结论:1978-1991年间“泛珠三角”各个省区之间存在绝对收敛,收敛系数为-0.081,也就是说按照1978-1991年的增长速度,该区域各个省区之间达到其长期均衡状态的一半大约需要9年的时间;而在1992-2004的样本区间中,该区域各省区之间尽管仍然存在绝对收敛性趋势,但是其统计量是不显著的;对于在其他的实证研究中不断被证明了的条件收敛,作者在仅加入人力资本这一项作为控制变量时,是得不出该区域省际之间在三个样本区间存在条件收敛的结论的;对于俱乐部收敛,作者在加入地区虚拟变量进行验证时的结论是在1978-2004和1992-2004样本区间,该区域各省区之间是不存在俱乐部收敛的,但是1978-1991年间该区域各省区之间却是有明显的东、西两大俱乐部收敛的趋势。“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的原因中,人均物质资本、技术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和基础设施水平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而直观上我们认为应该是经济增长差距产生的源泉的人力资本,在作者的分析中却没有起到其应有的作用。对于人均物质资本项的影响,作者在利用Islam(1995)构造的范式进行分析时,得出该项的系数为正,并且回归的结论是“泛珠三角”省际经济增长之间是存在发散趋势的。对于技术差距的影响,作者的分析更加支持了技术差距是产生经济增长差距的重要源泉的观点。从三个样本区间来看,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作者得出“泛珠三角”区域省际间技术差距扩大的趋势在明显地减小的结论,但是在整个样本区间1978-2004内,作者没有得到“泛珠三角”省际之间经济增长存在收敛性的结论,并且得到了“泛珠三角”省际之间技术差距扩大的速度大约平均每年为1.3%的结论。但是正是基于以上的原因,作者也预言了在一个更加长的时期内,“泛珠三角”省际经济增长之间应该会存在技术扩散模型所预言的经济增长的收敛性的。对于对外开放程度和基础设施水平来说,在扩展的MRW模型三个样本区间的两个样本区间(1978-2004和1992-2004)中,作者发现了发散的证据,并且该结果是稳健的。对于反映对外开放程度的变量F在三个回归中的表现是差强人意的,尽管各项的系数即使是在10%的统计水平上都是不显著的,但是变量F的系数都是为正的,这是符合我们的经济直觉的。对于反映基础设施水平的变量N,在三个样本中的两个(1978-2004和1978-1991)中的表现是符合直觉的,该项的系数为正(说明基础设施水平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正向作用),并且在样本区间1978-1991中,变量N的系数不仅为正,并且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所以也许仅仅把反映基础设施水平和反映对外开放程度的变量从初始的技术水平中分离出来,对于分析“泛珠三角”省际经济增长的收敛性用处不大,但是在分析“泛珠三角”区域经济收入差距扩大时,却是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的。对于人力资本项的影响来说,在扩展的MRW模型中,在三个样本区间中,有两个样本(1978-1991和1992-2004)的人力资本项的系数为负,这是不符合直觉的。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数据的选择出现了问题:一是数据在统计的时候精确性不高,二是在衡量人力资本上作者用到了错误的衡量指标;另一方面就是“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增长的推动更多的是由于政策因素所造成的,相比较而言人力资本项的影响相对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