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发达国家的投资规模迅速扩大。传统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很难解释这种缺乏垄断优势的企业对外投资行为。因此,国外学者引入了“知识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这个新的概念。它与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投资动机、前提条件、区位和产业选择等方面存在明显不同。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技术基础薄弱,大部分产业的核心技术仍未取得突破。因此,开展知识寻求型FDI对于我国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实现技术赶超,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由于我国企业对发达国家投资的知识寻求特征更为明显,因此本文选择的分析单位为已在发达国家开展了直接投资的我国企业。然而,我国企业对发达国家投资占对外总投资金额的比重较小,投资产业分布并不合理,而且对发达国家先进知识的吸收和利用也不够充分,因此,如何合理地利用发达国家信息和知识资源以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这已成为企业和政府部门决策者关注的重点。在研究我国跨国企业对外投资与创新绩效的关系过程中,本文重点研究的是反向知识溢出机制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并试图从吸收能力角度来分析我国跨国企业反向知识溢出效应实现程度的差异。同时,本文根据相关的理论和文献回顾,提出了包括反向知识溢出及其作用机制、吸收能力和企业创新绩效这些要素在内的概念模型。我国企业对发达国家投资通过两种作用机制影响了创新绩效,包括研发成本分摊机制和反向知识溢出机制。研发成本分摊机制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一是加大研发投入、降低单位产品研发费用,二是有效利用东道国研发要素。反向知识溢出机制则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信息监听、示范和模仿效应、竞争效应、人力资本流动效应和关联效应这五种作用机制。同时,反向知识溢出过程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外部知识由东道国的企业和机构转移到我国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该阶段主要指的是我国跨国企业对外部知识的获取和同化；第二阶段,知识由海外子公司逆向转移到投资母公司和其他海外子公司,该阶段主要指的是我国跨国企业对已获取的知识进行转化和利用；第三阶段,知识由投资母公司转移到国内其他企业,该阶段的知识溢出主要发生在国家和产业层面。在每一个阶段中都有不同的反向知识溢出机制起主导作用。我国企业吸收能力是实现反向知识溢出机制,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的前提条件,也是本文关注的重点。东道国外部知识的获取不仅有利于我国跨国企业自身创新绩效的提升,而且对中国企业整体绩效也能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反向知识溢出过程中第一和第二阶段,我国跨国企业自身的吸收能力(包括人力资本、研发资本、社会资本和组织资本这四个维度的吸收能力)对于反向知识溢出的吸收和利用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而在第三阶段,知识溢出效应主要发生在国家和产业层面。因此,需要考虑我国的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存量、信息基础设施和金融服务发展水平等区域吸收能力的影响。本文基于Hansen (1999)提出的非动态门槛面板模型,并利用1998-2007年的23个国家的宏观数据检验了我国区域吸收能力,结果发现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存量没有达到有效吸收和利用反向知识溢出的临界值,而我国金融服务的发展程度却可以促进对反向知识溢出的吸收,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本文选取了万向、联想和TCL集团海外投资的案例进行比较和分析,从企业实践的角度验证了企业绩效、外部知识获取和知识吸收能力之间的关系。然后,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深入到企业组织微观层面,利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实证分析了我国跨国企业知识吸收能力、反向知识溢出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在分析过程中,本文以137个我国跨国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并利用SPSS17.0软件对调查结果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反向知识溢出不能直接对我国跨国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显著影响；吸收能力不仅能直接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高,而且还能在反向知识溢出影响企业创新绩效过程中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在反向显性知识溢出影响企业创新绩效过程中,基于研发资本维度和社会资本维度的吸收能力起到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在反向隐性知识溢出影响企业创新绩效过程中,基于社会资本维度和人力资本维度的吸收能力起到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企业规模没有对创新绩效产生显著影响。最后,本文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包括：积极引导重点产业对发达国家投资、加大企业重点业务研发投入、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建立与东道国企业和机构长期联系机制、积极开展组织机制创新和塑造开放型企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