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解决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为其使命的刑事诉讼,是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矛盾与冲突体现得最为集中的领域,尤其在侦查阶段,国家追诉犯罪职能的行使,常常伴随着对公民财产权、人身自由权及隐私权的限制和剥夺。为保障个人权利免受国家权力的不法侵犯,西方法治国家在侦查阶段普遍建立了司法审查原则,即未经中立司法机构的审查,不得对公民实施逮捕、羁押等人身强制措施以及其它强制性侦查措施。 由于缺乏中立的司法机构介入侦查阶段对包括强制性侦查措施在内的一系列侦查行为进行监督和司法审查,我国的侦查行为完全呈现为一种超职权主义的秘密、单方、封闭的行政性处理状态。刑讯逼供、超期羁押、违法取证、滥用强制措施等违反程序法现象的不断发生,使刑事侦查程序成为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程序性违法现象发生最多的阶段,成为我国刑事诉讼机制中一大症结,亦是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基于保障人权的现代诉讼基本理念和实践中面临的严峻现实,我国有必要在侦查阶段建立司法审查机制。 本文首先对侦查权的性质作出了一个基本判断,即认为只有当中立的司法机构介入侦查程序,在侦查活动中有作为裁判者的第三方——中立司法官员的参与,侦查程序才具备司法性。而以侦查权需要接受司法审查及侦查活动为司法活动提供基础、创造条件等作为理由,并不足以表明侦查权本身具有司法性。侦查权实质上是一种行政权。从而得出作为行政权的侦查权的行使必须受到外部监督,尤其是来自司法权的监督这一结论。而强制性侦查措施所具有的危害性使其更应当受到中立司法机构的监督和制约,防止涉及公民最重要的人身、财产、隐私权利受到任意的违法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