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有刑事处罚手段中,死刑作为对生命剥夺的一种处罚,相较而言,其残酷性可见一斑,所以很多国家中死刑已不复存在,而在那些仍保留死刑的国家,也对死刑的适用进行了严苛的规定和限制。我国就制定并一直以来延用了“保留死刑、严格适用”的刑事政策,但由于长期在定案证据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导致一系列冤假错案的发生,对此,我国刑事立法也不断进行完善,于2010年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就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两个《规定》),可谓是一大进步。但笔者认为仍存在一些理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对定案证据标准仍然缺乏明晰界定。本文便以两个《规定》为背景,结合相应理论,对死刑案件定案证据标准展开讨论。第一章主要阐述所涉及的几个基本概念——定案证据和死刑案件定案证据标准,对本文主要范畴进行梳理和界定,对下文论述奠定基础。笔者建议构建定案证据标准体系,包括证据要求和证明活动要求,证据要求包括采纳标准和采信标准,证明活动要求即证明标准。第二章主要介绍了域外刑事证明标准,并从中汲取对我国死刑证据标准建设有借鉴意义的一些理念和制度。第三、四章则着重对死刑证据标准体系建构进行论述,最重要的一点建议是提出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应当从定罪和量刑两方面加以构建,在定罪阶段采取和其他普通刑事案件相同的证明标准,即“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在量刑阶段采取“排除一切怀疑”的更高标准,严格控制死刑这一刑罚的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