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一般分为两个层次，首先是一种主观感觉，是人类对自己生命和生命条件的无忧和放心，是对自己前途和未来的一种自信，安全又是一种客观存在，是具有对抗一切现实或潜在威胁的实实在在的保障，总之，安全就是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国家安全则是指一个国家不存在来自其他国家的威胁，也没有对其他国家的恐惧感。 安全是国家对外交往所要追求的首要目标，安全困境的存在不仅阻碍了国家对这一首要目标的追求，而且还会制约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 安全困境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描述国家因安全疑惧而陷入两难困境的一个概念。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哲学、均势理论和博弈论是安全困境的三大理论基石。安全困境的作用机理实质上就是国与国之间疑惧与实力的相互加强。 中日两国同为东亚乃至世界重要的国家，在历史的长河中，有过真诚的友谊，也有过残酷的战争。近20年，特别是世纪之交以来，日本一方面努力在谋求军事大国、政治大国的地位，另一方面在历史等问题上的态度日趋僵化和顽固，这引起了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对日本今后战略走向的疑虑。日本政府不但不对那段侵华史深刻反省，反而不断篡改历史教科书，美化侵略战争，甚至指责中国的历史教育。中日两个国家国民之间的不信任甚至敌意不断加剧，从而使各自对对方军力的增长充满疑惧，中日之间的安全困境的危险性有加剧之势。陷入这种困境不仅对双方的战略利益造成直接伤害，也对区域合作带来负面影响。 中日之间安全困境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中国威胁论”与“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疑虑”是其舆论表现；中日在国际角色和地区主导权方面的较量是其政治表现；双方的军事疑虑是其军事表现；对于能源的争夺与贸易摩擦是其在经济方面的表现。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实力对比变化、情绪化因素、历史认识分歧及具有代表性的钓鱼岛、东海划界及台湾问题等等。 要走出安全困境必须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进行探索。博弈论和当代主要国际关系理论流派都对安全困境的解决有各自的观点。从博弈论角度，安全困境可以通过加强沟通建立安全合作来解除，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也认为安全困境通过合作是可以解决的，但现实主义认为安全困境是不可解决的。要解决中日关系中的安全困境，必须结合中日关系现实，除了抓住几个关键问题，包括历史认识分歧问题、领土资源争端问题、台湾问题等外，重要的是要加强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经贸等领域的合作。 历史与现实表明，中日两国合则双赢，利涉多方，斗则俱伤，泱及邻里。在新的世纪里，永远做好朋友，好邻居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永不再战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利益。如何做到这一点，则要靠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既要重视当前阻碍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各种摩擦和矛盾，也要从更广阔的视角认清两国关系的历史性演变，超越情绪化倾向，更为冷静和客观地把握今后中日关系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