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前645年)与色诺芬(前441年/前431—约前350年)同属于“轴心时代”的思想家,他们的经济思想都源于各自的经济实践活动和观察思考。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各诸侯国开始致力于富国强兵,争取霸权。管子相齐,就是要通过对本国资源的有效控制和利用达到“利出一孔”,进而富国强兵的目的。色诺芬的经济思想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经济论》中的经营庄园的经验,也有部分对苏格拉底思想的继承。二是《雅典的收入》,完成于“同盟战争”(公元前357年——公元前355年)结束之际,当时雅典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色诺芬冀望放弃雅典帝国时期,通过收取盟邦贡金发展自身的“非正义”行为,转而充分利用雅典自身的资源和优势,用和平的方式恢复和发展本国经济。两位思想家都认识到古代经济活动中存在的某些现象和规律,包括分工理论,货币与价格规律,还有类似的“工商思想”。二者都对增加国家公共收入提出建议,希望利用经济手段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实践性较强。不同之处在于,管子的政策有明显的集权主义倾向,色诺芬的建议带有较多理想化色彩。他们所处的地位也有所不同,色诺芬作为不掌握任何权力民间学者,他的建议只有通过某些政治家、演说家对民众的宣传鼓动,有人在雅典公民大会上提出议案,通过之后才有可能成为国家政策加以实施,不可能像管子那样大刀阔斧的进行一系列改革,因此提出的建议只能是渐进、温和的。如果说管子是在襄助齐桓公走上“霸主之路”,色诺芬晚年面对的却是“后帝国时代”,已失去霸主地位的雅典,走的是广开财源,致富图存之路。管子的政策无疑在齐国获得了巨大成功,却在秦汉之后渐被遗忘,色诺芬的经济思想对罗马以及近代西方产生了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