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我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经济政策也从曾经追求GDP增长、规模增长的粗放型、数量型、扩张型模式转变为追求经济质量和资本效率的集约型、质量型模式。在这一转型过程中,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过高的问题日益突出,整体经济去杠杆、提高企业资金配置效率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在这一背景下,我国于2015年12月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杠杆成为我国经济改革中的重要一环,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但与此同时,有大量研究报告指出,因长期未得到有效资金支持,我国许多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在成长过程中无法持续获得高速发展。成效与问题并存的现象充分展现出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这一矛盾要求政策制定者在给实体经济去杠杆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我国经济的宏观特点,还要根据企业自身特征,对企业的真实情况进行研究,进而明确哪些因素影响着中国的企业的负债,区分哪些是负债是符合企业基本面的,哪些是不符合企业基本面的无效负债。在讨论资本结构是否符合经济基本面之前,我们首先需要确定哪些因素影响着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过往的研究由于受到假设条件和数据差异的约束,得出的结果常常存在巨大的差异。在对资本结构理论进行系统性回顾和总结归纳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09年至2018年数据,采用不同方法,对我国企业动态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讨论。在确定我国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后,本文利用固定效用分析,采用分面板数据回归的方式,分类讨论了我国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企业资本结构差异。为了增加结果的稳定性,一方面,本文在回归分析的影响因素中增加了地区的金融因素,减少宏观因素对于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另一方面,本文缩小了选择数据的时间跨度,利用2013年至2018年数据来验证结果,以避免极端值的影响,从而检验了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实证结果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我国企业资本结构的选择基本符合权衡理论的逻辑,公司规模、有形资产占比、所得税税率、成长性等特征与公司的资本结构呈正相关,而经营风险、非债务性税盾、盈利能力与资本结构呈负相关。第二,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显著高于其他所有制企业。同时,在资产负债率的决定因素中存在着一些不能被企业层面所解释的因素。此外,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与企业特征的关系与西方理论更为接近,其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也更快。第三,分面板数据回归分析表明,我国企业资本结构存在着地区差异。由于东西部地区经济环境的差异,东部地区相对于非东部地区有着更低的资产负债率和更高的资本调整速度,并且其公司的特征因素能很好地解释资本结构。这进一步验证了我国企业资本结构存在地区差异的特征。第四,分行业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之间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也存在差异。相较于垄断行业,竞争行业由于面临的竞争更加严峻,其资本结构更加符合经济基本面,面对企业特征的变化也能更快地做出改变。本文研究结论揭示了我国经济存在结构性的特点,从统计层面和回归层面反映了我国非金融企业高杠杆问题存在着所有制、行业、地区的差异。因而,本文认为,对待企业部门的去杠杆,并不是所有企业需要去杠杆,去杠杆的重点应该侧重于国有企业,垄断性企业和非东部地区的企业。此外,企业需要去杠杆也并非一概而论。去杠杆的核心是针对负债水平不符合经济基本面、严重超出合理范围的高风险企业去杠杆。再次,在去杠杆工具的选择上,不仅仅需要企业以存量资产来偿还存量负债,面对有发展潜力但是杠杆较高的企业,我们还需要引导其发展其他金融手段。具体包括市场化债转股、多渠道补充企业资本金、引入优质战略投资者、盘活存量资产、优化企业债务结构等多种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