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史诗问题”主要涉及三个关键问题:一、汉文学有史诗吗?二、汉文学为什么没有史诗?三、《诗经?大雅》周族叙事诗中的“史诗因素”,何以没有发展成诸如西方《荷马史诗》般的鸿篇巨制?本文主要围绕以上三个问题展开论述,共划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对汉语“史诗问题”逾百年的研究情况做一个全面、细致的归纳与总结,揭示汉语“史诗问题”之缘起及演变历程,对“史诗问题”探讨作“史”的观照,梳理各家观点,辨其源流,探其成因;“史诗问题”之探讨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研究焦点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经历一个由文本分析到理论建构、由现象到本质、由表及里的过程,具备深刻学术价值与学术意义。第二章以世界经典史诗文本为典范,充分阐释史诗内容、形式及功能层面的“规定性”特征;从史诗形成之时代背景、素材构成等方面论述经典史诗的“不可复制性”;在中西“史诗”比较研究视野下,揭示《大雅》周族叙事诗存在的“史诗因素”。第三章说明以礼乐文化背景探讨汉语“史诗问题”的理论依据与学术价值。《诗经》与礼乐文化存在密切关系:礼乐文化是《诗经》所根植的文化母体;周代礼乐文化以“王权”为中心形成的“民族性”特征,对《诗经》思想主题、创作方法、演唱形式、流传过程等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作为中国文学史最早的一部诗集,《诗经》承载和传播了礼乐文化精神。从礼乐文化角度解释汉语“史诗问题”具有寻根溯源的意义。第四章为全文重点部分,探讨礼乐文化背景中汉语史诗缺失、《大雅》周族叙事诗“史诗因素”发展“受限”的深层原因——由周代“礼制”建设与“礼治”思想共同构筑的礼乐文明体系,逐一消解了《大雅》周族“史诗”形成之早期“野蛮时代”印迹及内容、形式、功能层面的“史诗因素”。礼乐文明是一种“早慧”的文明,上古先民在“早慧”中过早觉醒的伦理道德意识、较早构建的各种社会“秩序”消解了周族“史诗”形成之早期“野蛮时代”印迹。此外,内容层面包括:神话主题的消解、战争主题的消解、英雄主题的消解;形式层面包括:“长篇”的消解、“叙事性”特征的消解;功能层面包括:述史职能的消解、口述传统的消解、世俗娱乐功能的消解。论文得出的基本认识与结论主要包括:一、汉文学史不存在西方文学理论所定义的真正意义上的史诗;二、《大雅》周族叙事诗在内容、形式及功能层面存在“史诗因素”;三、作为《诗经》的文化母体,礼乐文化“民族性”特征成为消解《诗经?大雅》周族叙事诗“史诗因素”的深层原因。以礼乐文化为背景解释汉语“史诗问题”具有回归“自身”文化、文学传统事实的意义。从本土文化的原始历史语境——礼乐文明角度探讨汉语史诗缺失的原因,既摆脱了以往以西方文学理论为参照考察中国文学的研究惯例,又解释了上古先秦文学在起源发展阶段存在的某些特殊现象与规律,展现汉民族文化与文学创作的基本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