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晦以“文艺-社会”关系论为出发点、把社会置于“文艺-社会”系统中心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是以文艺“公转”“自转”律为根本内核的。以此为基点,他的文艺思想向文艺“荷担苦难”说、作家“自我告别”说以及关于新文艺发展方向的“农民文艺”说等多个维度延展开来。本文把杨晦堪称惜墨如金但却独具一格的理论批评文本中所体现出来的理论性格概括为“寂寞的苦行”。其中,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一个方面是杨晦真诚而冷峻的精神“苦行”,它既对杨晦先生文艺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文艺须要“荷担苦难”的艺术价值观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形成性影响,也催生了他那极具特色的作家“自我告别”说,也即作家应主动“自我告别”的进步动力说。跟一种具有强烈的介入性立场的“积极的苦行”相联系的杨晦理论批评性格中的另一个方面,便是“寂寞”。在杨晦先生探索中国新文艺当时发展路径的“农民文艺”说里,可以较好地看到杨晦理论批评的“寂寞”品性,因为它代表了一种清醒而独立的思想者的身份和视角,——这是“寂寞”真正的内在质素。杨晦的文艺思想是现实主义的。由于其“文艺-社会”关系论实际上是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找寻文艺的位置和作用,因此必然是一种理性的现实主义。这种理性的现实主义与他一贯期求文艺“荷担苦难”的艺术价值观保持着相当的一致,因此也可以说是一种“苦行”现实主义。而他带有强烈理想色彩的现实主义践行品格,又使得其理论性格中的“寂寞”成为必然。他的现实主义是在价值追求上渗透着理想主义色彩的“苦行”现实主义。大致地说,“苦行”可以说是对存在于杨晦先生理论批评活动中的一种内在倾向和基本驱动力的描述;而“寂寞”则既是杨晦先生的理论批评与学术在精神向度上体现出来的基本面貌,它既是杨晦作为一名理论家、批评家的一种外在境遇,同时也是他内在自主选择的一种清醒、自觉的立场。“理性的苦行”构筑了杨晦先生“苦行”现实主义文论的理论性格基石,根深蒂固的价值理想主义倾向则赋予了杨晦理论性格以“寂寞”的整体风貌。他的真诚的理论批评生涯从“理性的苦行”走向“寂寞的命运”,也就成为内在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