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历史和政治制度的原因,中国作为世界上少数的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诟病和敌视。然而,自从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突飞猛进地发展,综合国力逐渐增强,经济越来越繁荣,受到更多的国际关注。此外,中国也一直致力于同其他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世界对中国的崛起产生浓厚的兴趣。而政治文献正是世界了解我国近年发展状况和未来发展走势的重要窗口,因此最新的政治文献的翻译找到了应有的市场和阅读人群。它为增进世界各国对我国的理解,传播中华文化,提升国家软实力作出了重大贡献。显然,对政治文献翻译的深入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20世纪90年代最有力、最具说服力和最具权威的政治文献之一,《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就是国外读者了解中国的最好的窗口。继文化转向之后,在翻译研究领域又出现了社会学转向。近些年来运用社会学相关理论进行翻译研究成了译学界的焦点之一。翻译的社会学研究不再局限于文本和语言等传统角度,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为翻译研究开辟了新局面。在所有社会学理论中,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提出的社会学理论被翻译研究学者大量运用。本文从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三个重要概念场域、资本和惯习角度分析《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英译情况。根据场域理论特点和邓选第三卷特点,作者将文本划分为国家统一、意识形态、经济改革和对外关系场域,细致地分析了不同场域中的政治话语翻译特点,和不同场域对政治词语翻译的影响。此外,通过分析邓小平本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及其编辑和出版,作者得出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对英译本的形成和在目标读者之间受欢迎的原因。最后,对译者惯习的分析,作者发现,译者集体惯习直接影响不同程度的中国特色政治术语的翻译。在英译中选择保留原文表达特点还是顺应英语表达习惯是译者集体惯习的结果。通过分析,作者发现,对于不同场域下的政治文本翻译,选择适合的表达极其重要。作者希望把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引入对政治文献翻译的研究,可以为今后中国政治文献翻译研究以及向海外宣传中国文化作出贡献。在用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分析政治文献英译时,作者希望可以通过划分不同政治场域的方法,分析各个场域中资本分布状况和译者惯习对翻译过程的影响,从而为政治文献英译研究提供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