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2018年3月22日,美国公布了对华“301调查”报告,其中的重要一部分内容旨在指控中国有关市场准入的措施构成强制性技术转让。随后,USTR在该报告的基础上,于2018年9月18日宣布对中国追加2000亿美元的301关税,致使贸易争端继续升级。美国历来都格外关注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多次将中国列为“特别301调查”的优先观察国,而技术转让问题又是其中的一大重点。厘清与市场准入有关的技术转让问题,不仅有利于反驳美国的相关指控,而且还有利于完善中国的技术转让制度。第一章,美国对华“301调查”有关强制性技术转让的指控。该章首先分析了美国针对中国技术转让制度的根源。代表发达国家利益的跨国公司在国际贸易中积极寻求技术垄断地位和推行限制性商业惯例,而中国近些年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之下取得的瞩目成绩威胁到其利益。出于战略发展的考虑,美国对中国包括技术转让在内的知识产权制度格外关注。“301调查”报告从两方面论证中国相关措施构成强制性技术转让:一方面,报告指出中国《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有关合资要求和股比限制的规定是强制技术转让的基础,并以中国在汽车制造、新能源汽车和航空制造业中的相关政策为例;另一方面,报告还指出中国对外商投资规定了许多行政审批和许可程序,这不仅会强制敏感技术信息的披露,而且还会与合资要求结合在一起共同强制美国在华企业的技术转让。第二章,国际投资法视角下对强制性技术转让的分析。首先,需要厘清我国就技术转让所承担的国际义务。TRIMS协定采取概括加列举的立法方式,技术转让要求是否属于其禁止范围存在争议。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签订投资协定的时候希望给予投资更高标准的保护,试图尽量取消履行要求,强制性技术转让要求便属于其禁止之列。中国在《入世议定书》中超出TRIMS协定的规定,承诺了对外商投资的批准不以技术转让为条件,但没有厘清所针对的到底是强制性还是鼓励性技术转让。结合当前投资协定中的趋势,中国应该仅承担不要求强制性技术转让的义务。根据国际投资仲裁案件中的解释,只有在东道国措施与投资者行为之间具有直接联系,且东道国未提供任何替代性措施的情况之下,才可以认定相关措施具有“强制性”。中国对外商投资的合资要求、股比限制和行政审批等只是关于市场准入的措施,“301调查”报告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与强制性技术转让之间具有直接联系。而且,中方还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出资方式,以技术换市场是外方的自主选择。所以,中国的相关措施并不会导致强制性技术转让的后果。第三章,中国有关国际技术转让制度的完善。鉴于我国当前投资身份的转变,我国不仅应该继续完善国内技术转让的规则,还应该积极参与国际技术转让规则的制定。国内层面上,我国不仅应该有计划地逐渐放宽对外商投资的合资要求、股比限制和行政审批要求,而且还应该修改《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中的不合理规定,而《外商投资法》及其相关细则的出台将成为妥善解决这些问题的契机。国际层面上,我国一方面要严格限定强制性技术转让的范围并允许鼓励性技术转让,另一方面还要从自身利益出发,纳入知识产权保护例外和环境保护例外等例外条款,以更好的解决国内一些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另外,鉴于我国投资者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所面临的较大风险,ISDS机制相关规则的完善将有利于保护知识产权投资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