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正式颁布于1995年,但并未对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标的危险增加的情况作出相应的规定。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的通知义务首次规定在2002年第一次修改后的《保险法》中。2009年二次修改的《保险法》增加“显著”一词,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强调危险增加程度的严重性与实质性。试图以此来约束保险人轻易拒赔的情形,强化对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的保护。2018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中明确了法院在认定保险标的是否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形时可以考虑的因素,以及不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形。但仍未明确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概念,更没有一个明确化、外在化的判断标准,使得在司法实践中出现问题后,法官结合自由裁量权出现不同表述的裁判文书。写明具体判断标准的裁判文书屈指可数,更多的文书则是模糊性的表述。至今尚不明确的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判断标准为实务界解决实际问题带来挑战。本文在借鉴域外保险法理论及司法实践的基础上,首先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相关基础概念入手,阐释确立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判断标准的必要性;明晰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判断标准的适用范围。然后通过对司法实践中保险公司合同条款及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明确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司法裁判标准。借鉴并吸收我国司法实践、我国台湾地区及国外优秀成果,确立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或提高保费的主观标准,以及显著性、持续性、不可预见性三个客观标准。以期为司法实务界提供具体化、明确化、外在化的判断标准,最大程度的贯彻对价平衡原则,维护信赖利益和交易稳定,平衡好保险合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