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分解公司投资行为与公司投资决策行为的内在联系、分析宏观因素和管理者非理性行为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探讨产业转型升级期广东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特点及成因,从而为政府制定政策和优化公司投资行为提供依据。结合公司投资决策和行为决策理论,提出公司投资行为的研究框架。由于产业转型升级于2008年正式落实,选择以2004年前(含2004年)在沪深两市上市、注册地址在广东省的97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基于对政策和管理者短视行为存在性的分析,预期广东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并提出相应的假设。利用参数检验的方法检验关于投资水平和方向的假设;借鉴Richardson(2006),检验关于投资行为效率的假设。运用行为决策理论,分析广东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成因,揭示政府和管理者影响公司投资行为的机理。实证研究表明:在产业转型升级期,广东上市公司在投资方向上响应政策导向,增加对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投资,国有比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更加响应政策导向;但这些产业领域的投资水平却没有增加,投资行为的效率在总体上表现为投资不足;广东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程度并没有因政策而下降,管理者短视行为导致非效率公司投资行为。产业转型升级期广东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形成受到:1.政府的影响。政府通过政策影响管理者对如项目的初始投入等投资决策要素的分析,进而影响投资决策指标的判断,最终影响公司投资行为。2.管理者的影响。导致管理者短视行为的因素存在于这个时期并得到强化,管理者有更强的短视行为。政府与管理者影响公司投资行为的机理表明,短视行为使得管理者在分析投资决策要素时,表现出以提高短期业绩和迎合证券市场投资者为导向,使得对投资决策的判断偏离公司价值最大化的方向,并与政策制定的初衷不一致,最终使得公司投资行为并不完全符合政策的引导。基于此影响机理,政府要提高政策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引导效果,必须降低上市公司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在制定政策时考虑证券市场的并非有效性,加强对公司投资行为效率的引导。为优化公司投资行为,需要通过教育和培训的方式减少管理者的认知偏差,加强管理者对行为公司金融理论的认识、加强管理者与股东的信息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