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自1989年3月1日施行以来,至今一共经历了三次修订,体现了我国对野生动物资源的重视与保护。野生动物作为维持生态平衡的重要因素,随着人类迅速扩展的实践活动,正面临濒危甚至灭绝的危险。虽然有关法律法规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具体行为进行了规定,但野生动物损害案件高发的势头依然没有得到缓解,有必要加强刑法对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我国刑法对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制品罪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这为我国打击野生动物犯罪的行为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尤其是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保护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罪名,不仅在刑法上已经有了具体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一些司法与立法的解释中对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等也进行了全面的说明与解释,但在实际司法过程中还存在着大量的关于此罪行的难题,本文就这些不同的问题进行详细地研究,以期对该罪在实践中的适用提供一定的建议。本文包含绪论在内,共有五个章节。绪论部分是本课题的基础理论内容,主要对有关野生动物犯罪研究的背景、理论和实践意义、研究现状和研究主要内容进行简单的论述;第一章主要阐述野生动物资源的概念、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的界定和意义并从经济因素、法律因素等方面分析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原因;第二、第三、第四章是本课题的关键部分。其中第二章分析了本罪的主观明知和客观行为的认定分析。主观明知方面,文章从主观明知、明知的内容及如何判定行为人主观的明知三个方面结合案例进行了分析;客观行为方面,有非法收购、运输、出售三种行为,司法解释进一步将以营利为目的的加工利用行为规定为出售,文章对每一种具体的行为方式均进行了详细的说明,结合实践指明存在的争议,也对每一种行为认定中存在的犯罪形态进行了分析,对每一种行为的既未遂形态均结合司法实践举例说明。第三章主要是对本罪的行为对象进行分析。对于行为的对象,无论是列入我国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还是非原产于我国的列入《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二的野生动物,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很清楚,但仍然无法具体地解决司法实践中带来的问题,如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深圳青年王鹏非法出售鹦鹉案,即是热点案件助推普法宣传的典型。另外,对于野生动物的死体,原则上应当认定为野生动物,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将其认定为野生动物制品更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而对于人工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除非已列入《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第一批)》的可将其排除在刑法保护的范围之外,其他未列入名录的仍应当视为刑法规定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最后,第四章中提到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鉴定问题,也是实践中普遍容易引发争议的问题,文章分别从标本库的建设、新技术的运用、统一鉴定标准及范围鉴定机构等方面提出意见;而在量刑方面存在的问题则影响案件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如果本罪的法定刑幅度设置合理,深圳王鹏出售鹦鹉案一审法院作出的判罚有可能就不会导致社会公众进行量刑畸重的讨论,所以本文提出调整法定刑幅度的建议及增加刑罚的适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