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市场经济得到了快速稳定的发展，中国这个曾经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逐渐向现代化的工业社会转变，特别是近些年来国家大力推进农村的城镇化导致了乡村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样的一个变革时期内，市场化驱使人们逐渐的功利化，使得利益的多元化，而这也促使乡村纠纷的形态发生了相应的改变，特别是在数量、类型、和内容方体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特点。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也占据了我国人口的大多数，因此只有首先维护好农民的利益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发展。面对新形势下的农村纠纷，当前传统的乡村纠纷解决机制不能适应，需要做出重新的调整。当下的农村早已不是费孝通先生笔下的“熟人社会”但又不是“市民社会”，因此在构建新的纠纷解决机制时就要考虑到这种独特的情况。首先根据乡村的实际情况要发挥村落中非诉纠纷解决方式的作用，其次还要对当下农村的这种“变化”有充分的认识，这也为国家司法在村落中发挥效用留下了巨大空间。当然诉讼与非诉讼这两种方式之间并不是水火不容的，为了发挥各种方式之间最大的效益，最大的保护农民的权益，我们必需将两者有效的衔接起来，使其得到良好的互动，最终构建出以司法介入为最后权利保障的纠纷解决机制。文章就以此为思路展开，首先第一部分以纠纷为切入点分析了新形势下纠纷的特征以及面对纠纷我们应当采取怎样的方式，接着引出纠纷解决机制的概念并给这种机制的运行提出了一个框架式的标准。第二部分中着重讨论了当下农村当中存在着的纠纷及其解决方式。第三部分根据每种方式的实际应用情况分析了其中的不足和问题。第四部分针对这些不足从完善纠纷解决方式入手，强调了要诉讼方式与非诉方式做到有效的衔接方能全面保障农民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