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提出形式语用学概念是为其交往理论前提提供理论支撑,而他的交往行为理论主要是用于解决他的社会批判问题。本文的目的主要是关注其意义理论问题。文中将交往与形式语用学结合起来以构建交往的形式语用学,旨在探讨一种更为合理的意义理论。意义理论在社会语言学,文化语用学,人类学的语用学,认知语用学等领域内也有所关注。哈贝马斯通过将语言与社会行为有机地联系起来,以言语行为理论为出发点,揭示出言语行为中的内在有效性要求以及言语的有效性基础,借助交往理性和以理解(共识)为取向的论证,成功地构建了形式语用学的意义理论,为解决意义问题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哈贝马斯对解决意义问题所采取的经验与超验相结合的综合策略构成了意义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比较独特的视角。其交往范式的引入更明确了哈贝马斯解决意义问题的人类学及社会学取向,因为只有交往才是解决意义问题的关键。形式语用学的构建是哈贝马斯对意义理论的重大贡献,它超越了以往的经验语用学的意义理论。交往理论和形式语用学的美妙结合,即将形式语用学置于生活世界的交往之中,必将为意义理论带来更为充分的阐释,是解决当代意义理论问题的“权宜之计”。我们相信,以生活世界为依托、以交往理性为指导、以有效性要求为保障的形式语用学的意义理论,虽然有些理想化的成分和不尽完善之处,但从其交往范式角度来看,仍不啻为一种较为充分的意义理论。因此,研究生活世界交往的形式语用学,不仅为意义理论的深入探究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而且也为交往理论的进一步拓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