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过程中,信贷规模的快速扩张被认为是导致金融体系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以信贷为代表的金融变量得到学术界和政策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这类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类认为信贷在资本形成、效率提高的同时,也会给经济体带来巨大的潜在风险,过快的信贷包含了预测金融不稳定的大量有价值的信息；一类研究从金融周期的角度强调了信贷的重要性,金融周期有不同于经济周期的、具有自身特点的变化规律,金融周期并不是附属于经济周期的。这两类研究均表明忽略了信贷等金融变量的重要性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而有效的管理信贷就显得异常重要与急迫。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时机恰巧也是我国国内金融改革的攻坚期,利率市场化步伐显著加快,继贷款利率下限放开以后,存款利率上限也有望在一两年内放开。正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结合中国转轨经济时期的特点,本文系统讨论我国银行信贷对产出的重要作用以及其调控机制。本文首先考察了银行信贷的典型特征以及我国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的影响因素。跨国比较显示,危机后我国非金融类企业的信贷规模增长过快,而居民部门的信贷规模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从总量层面来看,MS-AR分析显示信贷/GDP通常存在一个较低速的稳定增长路径,而以较小的概率转换为较高的增速。在分析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影响因素时,本文在CC-LM模型基础上,引入了净资本、存贷比、资本充足率等指标,构建了一个包括银行监管指标的综合分析框架,经验分析结果显示贷款利率对于银行信贷投放的影响并不明显,而存款准备金率、存贷比约束指标等对银行信贷投放的影响较为明显,整体来看数量型工具的效果要好于价格型工具；银行自身的资产负债表特征会通过间接渠道对银行信贷投放产生影响,这也为后续的思考与改进部分提供了现实基础。关于银行信贷与产出的关联性分析,本文主要基于信贷对产出增长的影响分析,以及从周期视角讨论信贷周期与产出周期的关系。本文在Deidda(2006)模型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我国当前的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构建了一个银行信贷支持与产出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理论研究表明,在特定的经济金融结构下,对于金融中介所提供的信贷规模而言,存在一个最优的信贷规模水平与最高的经济增速相对应。而通过非参数、半参数以及动态GMM方法对中国数据的经验分析也支持上述结论：在我国当前特定的经济金融结构背景下,确实存在最优的信贷规模,信贷规模(长期银行贷款/GDP)的最优区间大约在80%-90%,该结论在考虑银行金融结构的情况下也很稳健。当信贷规模低于该区间,信贷对于产出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而当信贷规模超过该区间,信贷对于产出增长的二次项边际负效应开始凸显。本部分也是从信贷视角来考察我国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尔后,本文进一步从周期视角考察了银行信贷与产出之间的关系。从银行信贷余额缺口与产出缺口的直接关系来看,二者的关系是动态的,阶段性是顺周期关系,而阶段性是逆周期关系。然而,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是货币政策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特别是在经济萧条时期货币政策的逆向操作对于信贷与产出关系的影响作用。本部分则基于符号限定的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有效的控制住货币政策的影响,并将信贷供给与信贷需求因素分离开来。从信贷周期、产出周期和货币政策调节的互动机制来看,在控制住其他因素、仅考虑外生冲击的情况下,负向的信贷缺口冲击对产出缺口的影响是负向的,负向的产出缺口冲击对信贷缺口冲击是负向的,信贷缺口与产出缺口关系稳定。基于前述分析,最后对我国信贷管理机制进行分析,对相关影响因素的发展进行判断,并提出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