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产兴学这一主张是在晚清政府内忧外患下运应而生的,它被作为一项有利于开启民智,发展教育的“救国良策”予以推行,并在民国时期得以蓬勃发展,在全国掀起了庙产兴学的风潮。近代以来的庙产兴学,一方面沉重打击了中国传统佛教的发展,另一方面它也在为传统佛教在向近现代的转化过程中起到了助推作用,对积病已久的传统佛教进行革新,促成了中国佛教在近代的新发展。云南也深受全国庙产兴学的影响,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省会昆明市因亟需扩充教育,推广义务教育,昆明市政府于1936年正式提出了提拨庙产扩充教育的政策,特此组织成立了昆明市清理寺庙款产委员会,开始秘密调查昆明市内所属庙产,同时着手制定了一系列的清理庙产方法和处理僧尼道众办法,全面开展庙产的征提工作。在昆明市提拨庙产扩充教育的风潮中,市内多处庙产牵涉其中,被拟提拨规划办学,此令一出,立即遭到了诸山各寺的强烈反对,因此在庙产清理的实际工作中遇到了诸多阻碍,使得庙产清提工作不能顺利按时完成,并由此引发的庙产纠纷案比比皆是。本文旨在将1936—1940年间昆明市征提庙产兴办教育的推行情况详加论述,梳理由此引发的庙产纠纷案,并对其中的典型案例加以分析,用博弈论的视角来考察僧伽与政府在纠纷解决过程中的博弈较量,以图增加对云南庙产兴学的了解,并通过对庙产风波中的官僧博弈的结果进行评价,对历史教训进行总结,在思考如何使传统佛教适应近现代化发展的同时,揭示、寻求出一种调适官僧冲突,合理分配社会资源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