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学史认为作品的客观价值决定了其历史地位,作品的创造者营建了文学生态,这一观点因忽略了文学的传播过程和接受过程而显得有些封闭。布迪厄认为评定文学价值时应考虑作家以外的因素和制度对作品生产的参与。这种评价体系以文学生成过程的开放性为前提,此前提表明了媒介干预文学生态的可能性。文学媒介在将文学作品从私人领域传播至公共空间的过程中,扮演的并非是纯粹的内容中转者角色。媒介拥有内容的筛选权,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和目的选择性刊发内容,这直接决定了作品的传播度,进而影响作家的地位和文坛的风貌,因此其选择倾向会隐秘地引导作家的创作。此外,编辑不仅可以在组稿的过程中直接修改作品,还可利用读者意见向作家传达媒介对文学的期许。可见,媒介具有掌控作家、作品和读者等文学上下游资源的能力,这是其参与文学生态建构的必要条件。《人民文学》是新时期文学期刊中的领头者,其影响文学生态的方式丰富、效果明显。将1976至1990年的文学发展状况作为线索,可以分三个阶段考察《人民文学》的文学建构作用,这三个阶段不仅具有时间上的连续关系,还具有逻辑上的承接关系。1976年复刊后,《人民文学》聚集作家举办文学会议,将“双百方针”重新作为文学发展之宗旨,指引文学前进道路的同时解放了其他文学期刊的思想束缚。1980年前后,《人民文学》将其确立的新文学方向转化成具体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既丰满了文学形态,又稳固了自身的风尚引领地位。《人民文学》的开拓意识延续至80年代中后期,它突破现实主义的一元局面,容纳现代主义文学形式。其对文学实验的支持扩大了前卫性作品的传播度与影响力,推动了文学的多元化发展。对《人民文学》来说,其新时期的辉煌离不开有利的时代条件,更不能忽视期刊自身的积极探索姿态。身处纸质纯文学期刊地位日渐弱化的互联网时代,新时期的经验对当前《人民文学》提升文学话语权依旧颇有借鉴意义。强大的编辑能力和号召能力、优质的作家作品资源仍是《人民文学》在数字时代重塑文学影响力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