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年械斗定例确立了以死亡人数和聚集人数为标准的量刑规则,开始明确从寻常斗殴中划分具有明确的故意和预谋行为的械斗案件。本文在清代律例体系下,分析斗殴及故杀人律中的械斗条例,摸索在该条例制定以前,乾隆和嘉庆时期的法律规定和行政措施,以及相关章程、司法程序等法律表达。本文以档案材料入手,从实录、奏折和题本等史料记载中统计乾隆、嘉庆时期械斗案件,更宏观地观察道光二年之前械斗案件的法律概念、法律适用,并综合分析其典型模式。通过档案材料梳理道光二年刑部与各省的公文奏折,观其立法制定的过程,以此理解械斗定例中形成更具有对象指向和地域范围的法律内容,更具精细化、实用性、具体化的立法特点,以此发挥刑罚的预防、惩治和维护公正的功能。理论方面,本文尝试使用行动者与结构等模型进行阐释和原因分析。械斗包含各种形式的暴力和形形色色的冲突,也包含法律规制之外的复杂社会生态——民众对社会公义的追求,联合体组织的行动以及社会的结构性困局。在这个法律概念的细化和立法过程中,保存着具有传统中国社会特质的、与传统中国政治相互发展和依存的法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