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的股票被实施特别处理的现象是其陷入严重财务困境的典型表现之一,在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状态之后,如何尽快化解困境成为了首要课题。上市公司通常无法控制在经营过程中所遇到的外部影响因素,但是能够尽可能地通过制定内部预防措施和调整战略方向等方法应对外部因素的负面冲击,此时能够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公司内部核心高管人员,而首席执行官（CEO）作为企业的灵魂人物,更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具备某一领域专业能力的CEO能够对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的因素进行提前预判、制定预备方案和及时调整战略规划等,而CEO发挥其能力并显著影响企业经营绩效和战略实现的主要途径就是行使管理权力。本文在文献综述部分详细梳理和分析了CEO权力和财务困境化解的相关研究文献,发现国内关于财务困境化解的研究数量不多且内容不深,同时也缺乏从CEO权力角度进行的研究。另外,部分文献对于CEO权力变量的定义和量化不清晰,且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也相对单一,这些发现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部分方向。本文以3年期作为股票被实施特别处理（ST）上市公司的观察期,使用的数据截止到2018年底,所以能够观测到中国A股2006年至2015年被ST的上市公司化解困境的情况。根据Finkelstein（1992）提出的四维度衡量法,CEO权力的来源分为结构性权力、所有者权力、声望权力和专家权力,将这些维度的管理权力进行整合得到CEO综合权力。另外基于异常薪酬量化出异常CEO权力,由此基于具体含义的不同对CEO权力进行分类研究。首先,本文研究了不同类型CEO权力对财务困境化解影响的总效应,财务困境化解的衡量范围包括恢复概率、恢复速度和成长能力回升。然后,本文进一步研究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CEO权力影响财务困境化解过程中的中介效应。其次,企业内部控制制度能够优化和制约高管人员权力的行使,所以本文研究了企业内部控制水平在CEO权力影响财务困境化解过程中的调节作用。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不同类型的CEO权力对财务困境化解的影响效果不同。对于股票实施特别处理的上市公司而言,CEO综合权力越大上市公司化解财务困境的概率越大,化解财务困境的速度越快,并且CEO综合权力与上市公司成长能力的恢复水平正相关;而异常CEO权力作为解释变量时得出的结论相反。另外,将四个维度CEO权力作为解释变量进行研究时,发现结构性权力有助于提高公司化解财务困境的速度和成长能力;所有者权力抑制了公司化解财务困境的速度,也不利于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净额同比增长;声望权力能够增加公司脱困的可能性,可以加快公司化解财务困境的速度,同时提高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净额同比增长率;专家权力能够对财务困境化解的多个方面起到积极作用。第二,全要素生产率在CEO权力对财务困境化解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第一步研究发现对于处于财务困境的上市公司,CEO综合权力有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异常CEO权力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第二步研究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助于增加公司化解财务困境的可能性,能够加快公司化解财务困境的速度并且提高成长能力。最后一步将CEO权力和全要素生产率都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实证分析时回归结果显著,结合前两步的研究验证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第三,企业内部控制水平能够调节CEO权力对财务困境化解的影响效果。首先对于处于财务困境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水平提高有助于财务困境化解。其次,企业内部控制水平会增强CEO综合权力帮助企业进行财务困境化解的效果,另外减弱异常CEO权力对财务困境化解的负面影响。本文的研究可能具有以下创新点:第一,根据具体含义的不同对CEO权力进行系统性分类研究。目前学术界对于CEO权力这一概念的量化标准尚未统一,使用不同量化方法得出的结论也是无法比较。本文使用Finkelstein提出的四维度量化法计算出CEO综合权力,另外基于异常高管薪酬的量化方法计算出异常CEO权力,然后对这两类管理权力进行系统性对比研究并得出相应的结论,由此也保证问题研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第二,从CEO权力这一视角对财务困境化解内部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目前学术界在财务困境领域中关注较多的是困境预警研究,而作为事后研究的困境恢复问题却关注度较低,其中更是缺乏从CEO权力角度进行的研究。CEO权力作为企业重要的内部特征,能够对财务困境化解起到显著的影响,企业可以尽可能地利用核心高管制定的预防和应对措施将企业未来的发展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第三,探索了全要素生产率和内部控制在CEO权力对财务困境化解影响机制中的作用。本文的研究发现全要素生产率能够在影响机制中起到中介作用,而企业内部控制水平能够起到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