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中苏友好宣教运动在全国展开,服务于中国的内政与外交。内政方面,全面移植苏联模式、走苏联式发展道路；外交方面,巩固中苏同盟,共同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上海是开展中苏友好宣传教育的重要对象。随着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相继发生,政府对上海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强调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及社会主义体制优越性。同一时期,中苏友好宣教运动与社会主义教育形成合流。随着中苏两国矛盾日益尖锐,中苏友好宣教运动发生变异,转为重点宣传中国成就,尤其是“三面红旗”。1960年中苏两国矛盾公开化,中苏友好宣教运动随即成为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与苏共争夺话语权的工具。1965年召开的莫斯科三月会议标志着中苏同盟瓦解,中苏友好宣教运动随之终结。上海自近代开埠以来受到欧美文化影响,最终使上海成为一座带有欧美情结的多元文化都市。中苏友好宣教运动则是政府运用行政力量将苏联革命文化灌输给上海社会,试图将多元文化和心理的上海改造成单一文化和心理的城市。苏联革命文化与欧美文化属于异质文化,代表不同的思维模式、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政府向上海社会灌输苏联革命文化时,把政治制度、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层面内容作为宣传重点。近代以来形成的心理积淀使一些人认为欧美在这些方面比苏联优越,所以他们对苏联革命文化持保留态度。值得注意的是,欧美文化的影响对政府宣传苏联革命文化并非都是阻碍,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为中苏友好宣教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近代欧美艺术表现形式对上海社会影响颇深,尤其是俄罗斯文艺,所以人们对政府在中苏友好宣教运动中采用的美术、电影、音乐、舞蹈等宣传手段并不陌生。上海社会在中苏友好运动中呈现出复杂的心理图景,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近代受欧美文化影响。中苏友好运动开展之初认同、漠视、怀疑、抵触等各种声音并存。随着中苏友好宣教运动全面展开,认同苏联的言论愈发普遍。不过口头表态未必能反映内心想法、沉默不一定意味着没有怀疑。同一时期,游离于主流话语之外的声音始终存在,包括怀疑苏联和崇尚欧美,这类言论在“鸣放”运动中大量出现。由此可见,认同苏联的言论愈发普遍这一现象并不能全面呈现上海社会的心理图景。此外,很可能存在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一度产生认同感的人,由于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等形势变化而心存疑虑。这就是中苏友好宣教运动中上海社会心理图景的复杂性所在,认同、漠视、怀疑甚至抵触等心理始终处于博弈状态,正所谓“此消彼长”,部分人的认知很可能出现过反复和波动。此后,通过一系列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和中苏友好宣教运动,入们近乎“一边倒”地表示拥护苏联,怀疑苏联、崇尚欧美的言论则基本销声匿迹。这种现象固然与政府开展的各项宣教活动有关,反右运动亦不容忽视,在当时那种氛围下保持沉默或迎合主流话语显然对自己更有利。1960年中国政府开始公开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多数人对中国政府批判苏联表示认同,不过对于政府长时间内宣传的苏联“老大哥”突然蜕变成“修正主义”,部分人亦心存疑问。由此可见,一些人对政府通过中苏友好宣教运动塑造的苏联形象确实产生了认同感,所以当政府转而批判苏联时他们会感到疑惑和诧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