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证券市场持股市值最大的机构投资者(Gu，Li and Yang，2013)，公募基金的投资风格、策略及管理水平对证券市场波动起着关键作用。基金经理决定投资标的、仓位选择、时机把控，其行为显著影响基金业绩。基金经理个人特征、行为模式与基金业绩的关系一直是学者关注的重点。
　　以往研究表明私有信息获取对基金经理的业绩有重要影响(Kacperczyk，Sialm and Zheng，2005;罗荣华等，2011)。除使用卖方服务(Barbel et al.,2001)、买方研究报告(廖明情等，2018)、利用基金公司关系网络(Massa and Rehman，2008)获取信息外，基金经理还通过私人社会关系获取投资标的信息。以往研究发现，基金经理的同学、同事、邻居关系显著影响基金经理的交易决策(Cohen et al.，2008;杨玉龙等，2017;Pool et a1.，2013)。以往对基金经理个人社会关系的研究集中于基金经理与公司高管的关系网络，且用事前的同学、同事指标度量度量社会关系，难以捕捉社会关系的动态发展过程。尽管存在竞争关系，但研究表明基金经理间有交流信息的动机(Stein，2009)与证据(Pool et a1.，2013)。本文以上市公司的投资者关系活动为研究场景，探究基金经理在调研活动中体现的实时同行关系对基金业绩的影响。
　　以往研究表明调研活动是基金经理获取上市公司信息的重要方式(Cheng et a1.，2016;Liu et al.，2017)，也是卖方分析师服务的重要部分(Soltes，2014)，但忽略了调研活动也可以作为基金经理构建并拓展同行关系的适当场合。共同调研的基金经理当期对同一公司感兴趣;他们或早已熟识，或由同一卖方分析师陪同调研，或投资范围覆盖相同行业，具有强烈的交流动机。本文研究基金经理在调研活动中体现的社会关系，也能发掘调研活动的额外信息传递作用。
　　本文研究基金经理在调研活动中展现的社会关系的广度与深度对基金业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社会关系的广度与深度均对基金业绩有促进作用。该结果在熊市中、基金经理从业经验丰富时、基金投资风格为成长型时更为显著。本文对假说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在控制了调研频次与明星基金效应的影响，并将被凋研公司剔除出基金的组合收益后，本文的结论依然成立，从而排除了被调研公司私有信息传递的遗漏变量问题与明星基金的自选择偏差效应。
　　本文有如下几方面的贡献:首先，相比于以往文献利用事前校友、同事、同乡关系构建基金经理的社会关系指标，本文利用调研数据度最基金经理的实时关系，发掘基金经理的当期社会关系特征，从而减弱指标噪音。其次，鉴于基金经理间存在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基金经理的同行关系不同于其社会关系的其他方面。已有研究较少研究基金经理的同行关系，且现有研究结果存在冲突之处，本文可以丰富基金经理社会关系方面的文献。并且，本文从基金经理职业关系的广度与深度两方面研究其对基金业绩的影响，能够揭示基金经理职业关系的结构化特征。最后，本文研究基金经理在调研活动中体现的社会关系，也能发掘调研活动的额外信息传递作用。